摘自 新华网 -------------------------------------------------------------------------------- 中国科学院 杨福家
复旦大学已成立90多年，在90年校庆的时候，学校占地1500亩，与医学院合并后增加了300亩，现在又一下子扩展到6500亩，面积翻了几倍。不仅是复旦，附近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如南京的仙林大学城等。据报道，目前中国一共有50个大学城在建造。再看看国外的情况，著名的哈佛大学有360年的历史，到现在为止一共占地2300亩；诺丁汉大学也建立了100多年，到现在其面积不过是目前复旦大学所有面积的一半。 难道由于今年第一季度国家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了43％，高校就也要对此趋之若鹜吗?如果扩建有利于我们建成一流大学倒也无妨，但是我认为这与一流毫无关系。那么要这些房子干什么呢?要这么大的面积干什么呢? 今年年初，北大、清华校长都在人大、政协会议上表示，本来定好2018年、2020年成为一流大学，现在看来，要推迟了。《人民日报》记者曾经来问我怎么回事，我很难回答。 因为世界上10年成名的学校并不算少，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成立8年都没有得到教育部门认可，但是在第8年结束的时候它得到了世界的认可!中欧虽然是个小学校，但它的EMBA、MBA、高级经理培训班连续3年都列入了同类学校的世界100强之内，所以它能一下子得到世界的认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为什么10年之内能成为世界一流的?不是因为它的房子好，而是因为它第一笔4500万欧元资金全部用在“人”上面了，以人为本是要体现在具体行动上的。 诺丁汉大学去年拿了两个诺贝尔奖，政府基金会就多给了该校相当于10亿元人民币的英镑，学校领导在讨论怎么用这个钱时，没有一个人提出要造房子，最后是用在吸引世界上的100位杰出人才到学校上。2000年因为导电塑料工作获诺贝尔奖的艾伦·麦克迪尔米德不久前在北京作报告时讲过一句非常精彩的话：“一所大学的质量并不取决于它所拥有的教学大楼，也不取决于它的实验室和图书馆，虽然这些都很重要，但决定科学研究水平高低的关键在人。一般来说，即使有风景如画的校园、汗牛充栋的图书馆、装备精良的实验室，但要是不能将最优秀的师资和一流的学生吸引到这些建筑物中来，那只能是金玉其表。”因此，我一再强调——科学研究在人，人是第一位的。 （文见《中国高教研究》20xx年第9期 -------------------------------------------------------------------------------- 我们为什么需要信仰？
何光沪 我们的人心，有太长的时间片面地偏向理智，即狭义的而不是广义的理性。其结果，是忽略了良心或良知、公平或正义、创造性或博大的爱心。
信仰是超越对象的，可以有不同的名称，信仰的精神状态，却决定着文明的兴衰、 民族的浮沉。 著名作家梁晓声在中央电视台讲过一段经历：他在美国时，有一次要横穿马路，红灯亮了，但左右两边并没有汽车，他身边有位老太太也照章停下，安安静静地等候绿灯。他问了老太太一句："现在没有汽车，为什么不走过去？"老人回答说："也许，我们身后那栋房子里，会有一个小孩正在看街景。如果他看见我们走过去，以后照我们的样子横穿马路，也许就会出事。" 这个回答，听起来有点出乎意外。在我们这里通常的思考方式是：要不要违反规则？首先，是看看对自己是不是有利，如果有利，看见自己既无危险，又可以抢时间，就"忘了"规则；其次，是看看自己会不会被发现，如果看见了红灯却看不见警察，又相信此处没有隐藏的监视器，于是就"大胆地往前走"了。 当这种心理状态成为"正常"之后，连基本的是非也会被颠倒过来。例如，梁晓声讲的经历还有"后话"：他回国后，有一次在路口红灯面前停车，但是左右两边都无来车。他后面的车一辆接一辆"勇往直前"闯红灯，绕过他身边时还冲着他大骂："(你神经有)毛病！" ——交通的状况是中国社会状况的一个缩影。前几天《检察日报》报道，一位清洁工人拾到几千元钱上交之后，因为付不起孩子的学费而向亲戚朋友借钱，那些本来真心答应过帮忙的亲友，却都翻了脸，认为拾金不昧再来借钱也是"有毛病"！
正如在一个遍地垃圾的地方，要坚持不扔垃圾是很难的，在好行为被视为"不正常"的环境下，要坚持与"常人"不同的好行为也很难。
要把全国变成一个使人不忍心"扔垃圾"的地方，就要净化全民的道德"环境"。一方面，道德的最低要求应与法律连接(如在一些西方国家，"见死不救"属于犯法)；另一方面，道德的最高境界则与信仰相关(传统文明基本如此，但在现代，宗教"修行"只属自愿)。 前一方面是说，道德环境的净化，需要确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而这类法治原则的确立，又需要政治体制的改革。因此可以说，中国精神的重构，关键在政治改革，基础在人心提升。 后一方面是说，道德环境的提升，不仅需要法律制度的支撑，而且需要精神信仰的指引。依靠"他律"的法律尚且需要某种信仰(对法律原则的内心服膺)，依靠"自律"的道德就更是如此了。因为人心的自我约束常常软弱无力，在传统礼俗衰亡而法治观念薄弱的条件下，"人心惟危"的状况必然出现。
我们的人心，有太长的时间片面地偏向理智，即狭义的而不是广义的理性。这种被国人视为"正常"的理智有三大特点：一，只从感观或直接的经验出发--所以不考虑看不见的东西("身后房子里也许有一个小孩"、"看不见的警察或监视器"之类当然不予考虑)；二，只从眼前或短期的算计出发--所以不考虑长远的事情("将来那个小孩有可能出事"、"闯红灯会增加交通混乱，最终使自己的车速和安全也受影响"之类当然也不予考虑)；三，只从自己或小我的利益出发--所以不考虑他人或整体的利益，更不考虑自己与社会、自然、世界整体的关系(因此"那个小孩与我无关"、"交通混乱我管不着"之类心态，才是思考的真实基础)。 这正是无数的人随时在抱怨、又随时在卷入的道德腐败在人心深处的根源--偏向于狭隘的理智，忽略了良心或良知、公平或正义、创造性或博大的爱心。 而就那个清洁工人来说，我想，她不会缺少那些亲友视为"正常"之惟一标准的"理智"，但她没有忽略"正常"人还不能缺少的良心，因为她相信一个很实在的道理：不应该拿别人的东西；就梁晓声或他开车的朋友来说，我想，他当然知道这一次闯红灯有利无弊，但他虽招致辱骂而安然不动，因为他相信遵守这项规则，有利于大家长远的效率和安全，因此合乎正义；就那位美国老太太来说，后面楼房里有没有一个小孩，小孩会不会看见她闯红灯，将来会不会出事，全都是未知的。但她相信，因果法则(佛教称之为"因缘")要求我们避免种下任何可能的恶因，博爱原则(基督教称之为"爱邻人")要求我们关爱每一个人的生存。 这些人类本性不可或缺的、当今社会迫切需要的良知、正义和爱心，恰恰都超出了直接经验、短期算计和小我利益，它们涉及与他人、社会、自然和世界整体的关系，涉及大我、超验和永恒，因此它们最强大的保障，乃是超越于狭隘理智的信仰！ 中国人自古信天。作为信仰对象的"天"，乃是殷人所称的"上帝"或"帝"、周人所称的"天帝"或"天"、历代所称的"天道"或"天理"最流行的通称。
对这个概念，我们可以进行历史的梳理、批判的讨论、自由的选择。但是，如果考虑到先贤相信"天生民，有物有则"已经涉及人与他人、社会、世界及其本源的关系，考虑到古人所谓"天理"对"良心"的指引，考虑到今人所见"无法"与"无天"的关联，结论就只能是：信仰的超越对象，可以有不同的名称，信仰的精神状态，却决定着文明的兴衰、民族的浮沉。
最近我遇见一个年近半百的北京人，他看到云南边远乡村的儿童没有小学，毅然离开居住了十几年的美国，孤身一人前往办学。在那个没有电话、没有自来水、没有邮递员的地方，他克服种种艰难险阻，用自己微薄的积蓄自建校舍，给学生买鞋子，为村民修水渠……这一切，除了在那个不通公路的边远乡间，无人知晓，因为他自己不要传扬。我想，世俗的任何名利和算计，都不可能给予他这么大的力量，除了信仰。 我想，这个人已经向我们回答了，人类的历史已经向我们回答了，当代的生活已经向我们回答了--我们为什么需要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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