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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长江上游水环境问题调研报告（一）,
另外更重要的是，这些地区均为藏传佛教文化背景深厚的藏族聚居区，千百年来，藏族民众视他们居住的青藏高原为高洁神圣之地，神山圣湖已成为藏族文化的载体，对神山圣湖的崇敬和朝拜成为永久的固定仪式，禁忌对赋予神圣宗教意义的自然体和自然生物进行改变、破坏和伤害。这种宗教传统和对自然的崇敬之情，长期以来对保护高原的生态环境、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发挥了巨大作用，并创造了与高原自然生态和谐相处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与民族文化。
西线工程势必要对藏族民众视为神灵的一些山峰、湖泊、河流、森林、草原进行重大改变，开渠打洞、削山堵江、损毁植被。同时还要对一些宗教建筑、宗教设施进行拆除、搬迁、重建，这些都会宗教界人士和信教民众带来冲击。一旦激化矛盾、引发冲突，就会成为影响民族团结与国家安全的大事。
4.2从综合效益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把握宏观决策
南水北调西线这样的超大型工程所产生的环境影响极为巨大，许多影响甚至难以在前期的科学论证中加以预料和确认，而且工程一旦实施，产生的后果就无法逆转，所以宏观决策的把握就尤为重要。
西线工程在论证中，把我国北方缺水作为主要理由，但缺水和大区域调水在逻辑上和经济有效性上并无必然联系，而在部门的或强势集团的利益驱使下，大工程带来的大投资很可能会成为主要的追求目标；或者在征服自然、改造山河的“大跃进式”非理性观念支配下，用大工程来显示自我中心意识或权力意志成为一种传统的喜好。因此缺水就必然要大区域调水，成为了一种基本的或习惯性的思路或导向。“能以综合代价最小、综合效益最大的原则解决缺水问题的最佳方案是什么”，这样一个真正的科学决策命题，变成了“大区域调水作为既定的工程目标如何解决缺水问题”，这样一个非科学决策命题。
西线工程是否可行，应该从调水区、受水区的总效益及综合环境影响来评价，如果总效益为正，局部损失能得到有效的补偿，那么工程也是可行的。但恰恰是在整个西线工程的有效性和经济合理性上仍然存在重大疑问。
例如：一方面，不同部门作出的缺水量估算存在巨大差异，在以需定供的错误观念指导下，导致高估需水量，助长对水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又高估可调水量，西线工程计划调水170亿m3，而据独立专家的计算，实际可调水仅100亿m3，相差甚远，工程面临无水可调的问题。就算目前规划的调水量是可靠的，按工程规划也只能满足未来五十年的缺水需求。而且从技术上看，西线调水入黄河谷地，解决不了西北内陆流域的缺水。据水利部部长汪恕诚透露，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的调水成本高达每方水20元，而仅是海水淡化成本就有可能在近二十年内降到每方水3元以下。如此高成本的大区域调水，将面临严峻的市场挑战。而南水北调不是福利性公益性事业，国家无法长期大量补贴。与此同时，我国单位产值的水资源消耗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节约空间巨大，节约的水资源量可满足相当一部份缺水量，且成本远低于大区域调水。
我国北方一些地区本属半湿润区，许多严重缺水的现象与生态恶化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人类不适当的活动所致或是体制性的原因。例如，包括罗布泊在内的新疆许多湖泊的干涸或萎缩，黑河流域的断流与沙漠扩展等，都是因过度农垦，大建水库、大量截水所致。天津及华北地区的缺水，也与不恰当的海河治理工程中，开挖多条人工河道让海河支流直接入海，造成水资源的分配失调有重要关系。如果不认真反思许多失败的大型工程的教训，而是以新的错误去代替旧的错误，迷信既不能治本而又带来更多新问题的大区域调水，将形成恶性循环。
5.一些问题的分析与对策
水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形势日益严重，已成为公众与社会的普遍担忧和关注焦点。在水环境保护与治理问题的讨论中，人们已提出了许多要点，例如：政府的监管责任、水域管理体制的改革、信息的公开与披露、项目规划的管理与控制、公民的参与、通过加大处罚来提高违法成本、水环境受害者的法律援助与司法救济等等。
我国颁布的和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并不少见，但如何能够有效实施始终是一个难题，这也迫使人们不断地进行思考与探究。通过对上面所列的诸多水环境问题的若干要点仔细分析后，不难发现，政府的行为在其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对于建设项目的规划和管理，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合理规划工业布局，对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以及环境容量的地区，有关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暂停审批新增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或对环境影响严重的建设项目。而事实上，在利益的驱动下，不顾环境承载力与水环境保护，争上高耗能、高污染的重化工项目，争上对环境影响严重的大型水电开发项目，成为许多地方政府一种普遍的追求；
对于信息的公开与披露，是水环境保护与治理的重要环节。信息报告或披露实际上有几种情况：一是污染企业或当事人对政府管理部门；一是下级政府对上级政府；还有一种是政府对社会公众。在公共舆论被政府严格管理的情况下，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水环境事件等信息，政府是否对公众“缓报、漏报、谎报或瞒报”，是更值得关注的问题。因为我们曾经有“报喜不报忧”的传统，政府也会以担心“政治影响”、“造成恐慌”等为理由，不向社会公众披露真实情况；对于公众的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都有明确规定，建设项目应当有该建设项目所在地单位和居民的意见。但问题是，建设项目所在地民众特别是受到影响的相关群体的意见，对项目的决策是否能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在法律法规的实施程序上，还缺乏明确的规定。现实情况是，建设项目的上马与否，很大程度上还是政府说了算。
一些超标排污或者对环境有重大影响的企业，由于是地方政府的税收大户，也受到政府的纵容和庇护，甚至可以挂上重点保护的牌子，环保部门作为政府的分支机构之一，由于会受到来自地方政府主要长官的压力，依法行政面临困难；因水污染或环境破坏事件而受损害的普通民众或弱势群体，如果被告是政府或与政府有关，由于现行法律援助条例的局限，以及司法机关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要想通过法律维权仍然面临重重障碍。
政府机构作为一个有着自己的利益需求的特殊团体，在诸如水污染、环境破坏等事件中，当政府利益与公民社会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发生冲突时，由于政府拥有几乎是绝对的权力和话语权，法律的严肃性常常面临挑战。因此，环境管理体现与机制的改革，更应该注重一套有效的制约或控制程序的设计，它特别应该包括对“政府违法”的制约机制，通过加强、细化并落实在“舆论监督、公众参与、法律援助”等方面的法律程序建设，将起到对“政府违法”的一种有效制衡。
例如，对水污染等重大环境事件信息，应规定政府对公众的最迟通报时限，超过时限或不如实通报，应通过人大、政协或其它渠道实行问责；充分发挥舆论和媒体的监督作用，对于利用权力干挠或阻挠报道与披露环境事件的行为，应当建立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有效机制；对环境保护部门应该有依法、独立、例行向公众发布水污染和其它环境信息的程序规定；项目环评的公众参与应有明确具体的程序规定，并成为项目环评的必经程序，公众参与的时间也应前置到项目预可研阶段，而不是象现在这样在预可研完成之后，公众意见如何参与项目决策也应法规化，项目论证与可行性研究的全过程中，政府应向公众和利益相关者及时、全面、准确地公布相关信息；扩大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简化法律援助的申请程序，让更多真正需要法律援助的人或群体获得法律援助。
除了对政府行为的制约以外，其它一些环境管理的机制也需要改革。例如，环境影响评价是建设项目环境管理的重要环节，一方面环境影响评价应该前置到与项目预可研同时进行，并对项目是否可行产生决策影响；另一方面对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应建立回避制度，环评应当由与项目规划设计无关的第三方进行，避免目前的环评单位又是工程规划设计单位的普遍现象。同时，环评费用应由业主向政府环保部门交纳，环评应由政府环保部门委托或比选具备资格的单位进行，而不应由业主直接委托环评单位，以保证环境影响评价的客观公正。
产业发展规划、流域开发规划等重大规划，应建立有独立机构、公众参与的听证、质询和审批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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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岷江上游的四川省阿坝工业开发区所属的四个重要工业园区—汶川水磨工业园区、汶川桃关工业园区、理县下孟工业园区、茂县光明工业园区，均位于岷江干流以及主要支流寿溪河、杂谷脑河沿岸，主要生产工业硅、电石、铸钢、铬铁、化成泊、磁材、石墨电极、水泥等产品。
据阿坝州统计局于20xx年10月完成的《阿坝州工业园区经济研究》报告披露，上述工业园区企业资源占用高，贡献率低，20xx年上半年园区规模以上企业实现的增加值仅占规模以上工业的6%，工业耗水量占51.5%，工业用电量占68.6%，工业综合能耗占71.4%，园区企业整体亏损2406万元。由于工业园区引进的企业多数是发达地区转移的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大多数企业呈现出生产成本高、能源消耗高、污染高，产品科技含量低、经营效益低、市场竞争力低的“三高三低”现象，严重制约区域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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