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传》原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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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传

马克思没有参加日内瓦代表大会，因为在他看来，完成他的主要著作要比参加任何代表大会对工人说来都更为重要。他这里考虑的是从1866年1月1日开始的《资本论》第一卷的修辞和誊清工作。开始时工作进行得极为迅速，因为他“在长期的阵痛之后，当然愿意享受一下舐犊之乐”。

这种阵痛所延续的年份几乎比生理上孕育一个婴儿所需要的月份多了一倍。马克思有充分的理由说：或许从来没有一部这样的著作是在比这更困难的条件下写成的。他曾一再为他的著作定下完成的期限：在1851年是“五个星期”，在1859年是“六个星期”。但是这些计划都被打破了,因为他的无情的自我批判精神和无比的认真态度，不断地驱策他去做新的探索。甚至他的最忠实的朋友的执意规劝也未能使他在这方面有所动摇。

1855年年底这部著作便已写成，但完成的只是一大堆草稿，除了马克思自己以外，这是任何人——甚至恩格斯——也不能为之加工付印的。从1866年1月到1867年3月这一期间，马克思从这批浩瀚的草稿中去粗取精，把《资本论》第一卷加工成为一件精美的“完整的艺术品”。这是他的卓越的工作才能的辉煌证明，因为在这一年又三个月期间内他经常闹病，有时(例如，1866年2月)甚至是致命的险症,累累的债务压得他“头昏”；最后，筹备“国际”的日内瓦代表大会也占去了他很多时间。

 

…………

在汉诺威的时候,马克思给他的一位拥护者、矿业工程师齐格弗里特·迈耶尔写了一封久拖未复的回信；这位迈耶尔原住柏林，不久前移居美国。这封回信再一次清楚地说明了马克思的“冷漠无情”。他写道：“您一定很不满意我，如果您知道您的那些来信不仅使我感到很大愉快，而且是我在那极端痛苦的时期的真正慰藉，您一定会更加不满意我。每一想到我把一位有高度原则性的人材争取到我们党的方面来，我就感到这是对我的一种莫大的补偿。而且，您的那些来信充满了对我个人的最亲密的友情，而您会了解，我这同整个世界（官方世界）进行残酷斗争的人，对这一点是决不会估计不足的。那末，我为什么没有给您回信呢？这是因为我一直徘徊在坟墓的边缘。因此，我必须把我能够工作的每一分钟用来完成我为之牺牲了健康、人生幸福和家庭的著作。但愿这个说明已经足够使您谅解我嘲笑那班所谓‘讲求实际的人’和他们的聪明，只有禽兽才会漠视人类的苦难，而只关心自己。但是，如果我没有完成我的著作（哪怕是仅仅完成初稿）就死去，我就会认为我是真正不实际的。”

在这种兴致勃勃的情况下，马克思接到一位他所不认识的律师瓦尔涅波尔德转达他的一个消息，说俾斯麦想利用他和他的卓越才能来为德国人民效力。马克思很重视这个消息，但是他自然没有为这种诱惑所陶醉；他的想法是和恩格斯一样的：“这个家伙的思想方式和眼光的特点是：用自己的尺子来衡量一切人。”但是，以马克思素常的冷静而论，他是不会相信瓦尔涅波尔德的话的。当北德意志联邦还没有最后建立起来，而卢森堡事件所引起的对法战争的危险又只是刚刚过去的时候，俾斯麦是无论如何不会想到起用《共产党宣言》的作者来结怨于刚刚转到自己阵营来的资产阶级的，因为资产阶级甚至对于他的助手布赫尔和瓦盖纳已经是抱着极端猜忌的态度了。

在返回伦敦途中，马克思不是同俾斯麦本人，而是同他的一个亲属发生过一段小小的奇遇。他曾经以不无喜悦的心情把这段奇遇告诉给库格曼。在轮船上，有一位以军人气派引起他注目的德国小姐，向他询问伦敦车站的一些情况。她要等待几个小时才能坐上她要搭乘的列车，于是马克思就以骑士的风度向她建议，同她一起游览海德公园来消磨这段时间。结果知道她名叫伊林莎白·冯·普特卡默，是俾斯麦的内侄女，刚刚在柏林他家里住过几个星期。她认识很多军人，因为在我们的“勇敢的军队”中有不少出身于这个家族的“英武的近卫军人”。她是一个愉快而有教养的姑娘，但是骨子里浸透了贵族气味和普鲁士精神。当她知道她已经落到“红色人物”手中的时候，她是吃惊不小的。但是，这位小姐并未因此而失去她的兴致。她给马克思写了一封亲切的短信，以“孩子般的尊敬”向她的骑士表示了“由衷的感谢”，因为他对“一个未经世故的女孩子”做了种种的照护；而她的双亲也为她还能在旅途中遇到好人表示高兴。

 

 

（1）在第１卷完成之后，恩格斯曾希望马克思在“摆脱了这个梦境”之后能够变成另外一个人，这个希望只是部分地得到实现。

（2）马克思的健康状况没有改善多久，而他的生活也依然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他认真地考虑过要迁居到生活费用远为低廉的日内瓦去，但是命运却使他不得不仍然留在伦敦，留在大英博物馆的宝藏旁边。他想为自己著作的英译本找一个出版人，同时在第一国际的运动走上健全的轨道以前，他不能也不愿意放弃对它的精神领导。

（3）马克思当时主要关心的是他的书能否成功。1867年11月3日他给恩格斯的信中写到：“对于我的书的缄默使我焦躁不安。我没有听到什么，也没有看到什么。德国人是好样的。作为英国人、法国人甚至意大利人的仆从，他们在这方面的功绩的确使他们有权不理睬我的著作。我们在德国的朋友不懂得宣传。但是，我们必须像俄国人那样――等待。忍耐是俄国的外交和成功的秘诀。但是像我们这些只能活一次的人，也许会等不及就死去的。”

（4）这段话里所流露出来的焦急情绪虽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毕竟并不完全正确。

（5）当马克思给恩格斯写这封信的时候，书还刚刚出版不过两个月，而在这样短的期间里是不能写出什么内容充实的评论的。如果问题不是在于评论的内容充实，而只是“轰动一下”，――马克思认为这在开头时对于影响英国是最为必要的――那末恩格斯和库格曼在这方面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同时也不能责备他们做得过于死板。他们做出了很大的成绩。他们争取到在许多资产阶级报纸上刊登书籍出版的简讯或者转载序言。他们甚至迎合时尚，准备了一个耸人听闻的广告：预言要在《Gartenlaube》（《凉亭》）杂志上刊登关于马克思的传记性文章和马克思的肖像。但是马克思本人要求他们不要开这样的“玩笑”。“我认为这种做法有弊而无利，并且有损科学工作者的尊严。迈耶尔的百科词典编辑部许久以前来信要我寄给他们一份传记。我不但没有寄给他们，甚至连信也没有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好恶。”

（6）不久之后，马克思终于盼到了几篇关于他的书的好评。例如恩格斯在《民主周刊》上，施韦泽在《Social-Demokrat》（《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和狄慈根在《民主周刊》上发表的评论。恩格斯是不消说的；马克思（　　）承认施韦泽（　　）有个别错误，（　　）确实是钻研了这部书，（　　）能够理解它的中心思想；至于狄慈根，马克思（　　）在自己的书出版后（　　）第一次听到他，马克思称赞他有哲学头脑，（　　）没有对他作过高的评价。

（7）1867年第一次出现了“专家”的评论。这就是杜林。他写了一篇评论马克思著作的书评，刊载在迈耶尔词典的《附录》里，但是，按照马克思的意见，这篇书评并没有抓住《资本论》中的新的基本因素。不过大体上马克思并没有对这篇评论感到不满。他甚至说它是“很有礼貌的”，虽然他也猜测到，杜林写这篇文章与其说是出于对书的兴趣和同情，无宁说是出于对罗血尔和其他大学权威的恶意。恩格斯则从一开始就对杜林的文章不大满意，而这一点表现出他比马克思更有远见。事实很快地就证明了这一点，因为杜林不久就改变态度，不遗余力地来攻击马克思的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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