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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市情报告会——2017年重庆经济运行情况及2017年,
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一方面我们还准备着手解决一些中小贷款机构的问题。就说我们现在老百姓、自然人、小企业、法人他们手里可能有几百亿的游资。这些资金现在没有好好的利用，他们就有可能把钱借给高利贷，而中小企业又缺钱，在正规银行又借不到钱，他就可能到高利贷去借钱，这就容易引发一些社会问题。所以我们鼓励社会的游资组成合法的贷款机构，但不是高利贷公司，当然你可以借中利贷。就说银行的利息是5%-6%，你可以10%-12%的利息。我们有个规定就是说，你贷款的利率超过国家规定的4倍你就是高利贷，也就是说你只要不高过国家规定的4倍就是合法的。但是你这些中小企业贷款公司不能把老百姓吸引进去，你把老百姓吸引进去万一有坏帐，容易引发社会问题。比如说你可以自己找20个人形成一亿的资金，你就专门针对中小企业放中利贷，这样的利润也高，万一有坏帐也追的回来。规模不大，国家也容易监管，如果除了问题法院也能够给你司法保护。通过这个措施就能够把社会灰色的金融系统规范起来。总的来说如果我们重庆的金融业抓好了，房地产业抓好了，6个重点第三产业都会得到很好的发展。一个有基础，一个有资金，那么整个第三产业都会好起来。
好了，今天我想就给大家讲这些内容，下面的时间留下来回答大家的一些问题。
问题一（英国驻重庆总领事馆总领事夏添恩）：WTO对中国带来的影响？
中国经济跟世界一体化以后,现在可以这么说,国际资本市场的风云,国际货币市场子的风云,那边打个喷咦,中国会感冒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的外汇怎么管理,汇率怎么管理,人民币和汇率之间怎么结汇,顺差和各方面的进出方面将成为考验我们执政能力的重中之重的问题。要说WTO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原来预料有大影响的事情都没有大影响，是小影响，而且是正面影响多于负面影响；原来没有预料太多影响的事情，现在是大影响，需要我们大研究。
问题二：黄市长你好，非常感谢你精彩的演讲，我也经常拜读你的文章，对您的观点也深表赞同，我刚刚听到一个数据，末来五年我们的工业投资会达到六千亿以上，我想了解一下在这个总额里面，有没有计算包括民营资本，还有计算包括重庆市以内或是以外的，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资本，我们知道这一部分资本是很难精确计算的，我想我们如果算了这一部分的话，是怎样计算出它的比重的？然后，如果我们在这份比重上作一点努力，我们在改善重庆的软环境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谢谢。
黄：工业会有六千亿投资是基于二个方面产生的，一个是我们现在，如今年的750亿，明年1000亿，这就有1700亿，后面的三年，哪怕每年它每年只投资1000亿，加在一起也已经4700多亿了。那么我们每年还会增长，所以一推理，我们就会想到6000亿，这是按照惯性法来计算。第二，现在工业企业项目，已经开工的和正在准备开工的项目群有6/7000亿，所以这些项目在五年内会相继完成，所以总的6000亿项目是一个确切的概念。第二呢，讲资金来源，大体上我自已认为国有企业的国有资本在这里边会占15%左右，然后重庆非国有的、民营的和外资企业的资本金，这一部分会占40%，会有35%是银行贷款。我们会从银行方面，不管是国营的、民营的、外资的都会在重庆跟银行借款来投资，所以这个钱应该算银行的资金来源，这个部分我自己认为会有35%左右，这样加在一起90%，还剩下10%，我认为会从资本市场融资。也就是说重庆不管民营、国有还是境外的企业它从股票市场融资。过去五年，我们从股票市场融资只占2%，为什么我大胆地说，今年五年会有10%呢？因为过去五年中国熊市，今后五年中国牛市，不管是发企业债券还是融资券，还是发股票，都是一个比较大的发展势头。从这个角度呢，这个比重加大，有10%。用这个逻辑类推的话，大体上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的比重应该说是我们经济发展中的大头。
主持人：下面我们发言的请自报家门。
问题三：重庆企业的管理水平，纵向比也有大的好转。但是我们是20xx年到重庆，已经耕耘了五年了，看到重庆企业、政府的管理水平和沿海以及国际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我的问题是，在重庆政府的服务水平以及管理水平，以及重庆国际化人才的培养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打算和投入？对我们国际化的管理、顾问、培训公司，特别是港台的培训公司进驻重庆发展，为重庆的外资企业服务和本地企业服务有何扶持政策？谢谢
黄：投资环境问题一般有三种情况：一是硬件，比如交通环境、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公共管理设施，这是一类。这一类，沿海和内地本来就有很大的差距，它是第一性的。如果第一性的硬件就很落后的话，根本谈不上投资环境，所以以地方政府来说，首先要把硬件改善。但是硬是只是投资环境中的很小的一部份，如果这一部分你搞好了，第二部分你跟不上，也没用，第二部分是软件，软件是和这个地区的开放过程有关。这个开放比如说你一年吸引5亿美元的地方和吸引50亿美元的地方很自然这个地方的服务，对外资的服务环境及能力就有天地之差。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他也是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实践中逐步改善。软环境是在一个互动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内陆地区比沿海地区肯定要差10多年，这是第二个情况。第三个来说，做生意来说，就是市场的空间。如果没有市场的空间，即使你的投资环境很好，人家到了你这儿没市场，没有钱好赚，也不会来。所以总之，环境对政府来说，要从三个方面着力，一是着力地解决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的硬环境；二呢是着力解决政府服务管理方式以及社会诚信整个的就是说社会管理的软环境；第三个呢就是市场空间不断地要把它挖掘出来。
那么西部的市场空间和东部不同，你假如在西部，我们简单地就想学深圳上海两头在外。我们就可能下再大的工夫也会不起什么太大的作用。因为在那边，两头在外，原材料从外边来，生产产品销到国外，它的物流半径是很方便的，到了重庆，上海到重庆就有2000公里的路。这2000公里就使你物流半径多了2000公里。如果要轮船运，火车运的话，不管你劳动力怎么培育，你的投资环境怎么好，你搞这一类产业，你没市场空间的。
但反过来我们刚才说软件外包，你就是发掘了一个市场空间。那么为什么呢，因为软件产品，它没原材料，它给你的物力条件可以通过电信传过来。然后人工活动的话，可以通过空运，就是民航，国际航班来沟通。在这个意义上讲，你在上海搞软件外包基地，跟在重庆搞软件外包基地，在物流成本上是一样的，从纽约飞到上海，飞到重庆是等价的。那么这个意思呢，你只要有软件外包的劳动力，人才基础，有软件外包所需要的软环境，硬环境，这个时候，你这个软件外包基地可能比上海，比深圳还容易搞起来。为什么？你知道在房地产，各种要素成本，的确是比深圳，上海便宜50％。为什么惠普，IBM公司在上海，在深圳，在北京走了一圈以后最后定位重庆呢？就和这个有关。
所以我之前认为，政府抓投资环境抓三个，赶火赶紧地要把硬环境首先要解决好，其次要不断提升自己的软服务能力，第三一定要策划你有市场空间的，有比较优势的那些产业行业。把这个产业行业告诉天下的投资者。投资者明白这个地方有这样的市场空间。
我们大体上，我们认为我们决不搞两头在外的。如果是两头在外的就是用航空品运输的，用电讯传导的，用邮电通信来传导的。这个，我们搞两头在外的，那就是外包基地。但是如果是，用轮船，用火车，用汽车的产成品，或者原材料，我们搞一头在外，一头在内。原材料从国外来，那市场一定就在西南地区，在重庆。如果原材料和零部件是重庆的，产成品可以到沿海，可以到国外。这样呢，至少把物流成本，市场空间设定好。大体上作为政府，在这三方面要努力。
那么我自己认为，市场空间这件事，政府的策划和服务，产业集群的设计和确定，是没有什么时间差距的，只是一个水平高低。你只要想清楚了，策划得合理，就会把外商吸引，内资把它集聚起来。
基础设施，硬件，我自己认为，重庆目前跟沿海的差距只差五年。我认为五年以后的重庆交通跟沿海地区任何省，不会有什么两样的。我刚才说的这个概念，大家如果了解一下，重庆这一千多亿的基础设施，高交通技术投入以后出现的一个格局。重庆本来在中国内陆的最东部，西部的东部地区，是中国东南西北的中间点，是南北的桥梁，东西沟通的通道。所以，交通设施的硬件和一些城市，因为它本来又是西部最大的城市，从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基础设施的硬件环境来说，我认为跟沿海还有五年差距。这五年一过，应该可以拉平。
但是在软件管理上，政府服务上，包括政府官员，中介组织，这些机构的水平上，如果要达到沿海现在的水平，我们可能还要十年时间。但十年以后，我们达到沿海现在水平了，沿海当然又往前走了。
所以我们并不是说十年能赶上。十年能够达到沿海现在水平，这就是一个提升。这个呢，急也急不出。这是一代人的思维观念和工作方法，和整个体制机制的一个转换的过程。这个转换也不光是主观意识想转换就转换。它必须是一个互动过程，就是你们这些投资者到这，跟我们磕磕碰碰的过程中，就在推动我们的环境变化，服务水平的变化。没有你们的磕磕碰碰的这种推动，这边总是不可能非常主动的完全适应的。总是在互动中，被你碰撞了，发现有问题，才会调整嘛。这个角度有个适应过程，所以我自己认为，有个五年、十年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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