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日本化学家福井谦一在少年时代也是《国家地理》杂志的忠实读者,并对他的一生产生了很大影响。当1973年福井谦一作为访问学者到美国华盛顿时,特意走访了《国家地理》杂志编辑部,这时它的发行量已达到了每期1 000多万册。福井谦一还非常喜爱法国著名昆虫学家法布尔撰写的《昆虫记》一书。这本书用讲故事的方式记述了各种昆虫的生活习性,并且用充满着泥土芬芳的文笔描述了法国南部一带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小谦一上初中一年级时看到这本书后就爱不释手,反复阅读。这本书当时是分为20册逐年翻译出版的,小谦一常常是刚看完一册,就急切地盼望着下一册。这本书将福井谦一带入了一个奇妙的昆虫世界,他对昆虫和大自然的热爱保持了一生。
许多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还是科普创作的爱好者。像198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莱德曼,就在科研之余撰写了大量科普文章和图书。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3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奥地利物理学家薛丁谔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他经常到各高等学府举办学术和科普讲座,其中生命科学的系列讲座特别受到听众的欢迎。1944年,薛丁谔把讲稿整理成一本不到100页的小册子《生命是什么──活细胞的物理学观》。书中,他预言了生命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正面临着重大的突破,生命科学的研究深度将从生命的表面现象和细胞的层次,深入到分子的水平。他还提出将物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引进生命科学研究之中。这本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一大批年轻人被吸引到生命科学的学习与研究之中,其中就有因建立生命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DNA)的双螺旋结构模型而共同荣获1962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的克里克、沃森和威尔金斯,因发现噬菌体在细胞内增殖过程中作用荣获1969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的卢里亚,因完成世界首次分子水平上的基因重组、创立现代基因工程技术而荣获1980年诺贝尔化学奖的伯格,因发现核糖核酸(RNA)的细胞催化功能而荣获1989年诺贝尔化学奖的奥尔特曼等人。因而,这本书被称为“给生物学界以革命的契机”。
此外,1977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获得者雅洛夫人、198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埃利昂、198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布洛姆伯根在少年时代都曾受到过由
4.获奖科学家与课外科普活动
197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美国医学和病毒学家盖达塞克和1980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美国分子生物学家保罗•伯格,都是在小学时参观了纽约自然史博物馆后,激发了对生命科学的兴趣。198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美国物理学家菲齐与1976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美国化学家李普斯科姆在同一年不约而同地跟随父母驱车数百公里,专程参观芝加哥科学博物馆。当时10岁的菲齐和13岁的李普斯科姆通过此行,产生了对科学发现与科技发明的向往,树立了献身科学事业的决心。1985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美国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卡尔在应邀写给中国青少年的信中说:
我对科学的迷恋可能开始于一次参观科学博物馆,那时我大约七、八岁,是妈妈领我去的。这座博物馆位于一幢大楼内,纽约的《每日新闻》也在这座楼里。我记得,博物馆提供给人们操作展品和观察其机械、电气特性的机会。
在其他著名科学家身上,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而课外科技活动更是大多数荣获诺贝尔奖科学家青少年时代的爱好,并从中培养了动手动脑、发明制作、通过实验寻找问题与解决问题等多方面的能力,为他们日后的成功打下了基础。仅仅是我们所知道在青少年时代的课外化学实验中发生过爆炸事件的获奖科学家就有多人,比如:196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英国生物生理学家克里克,197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美国物理学家库珀,198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美国神经生理学家休伯尔,1991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瑞士物理化学系恩斯特等人,都曾是爆炸事件的肇事者。
199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著名华裔物理学家朱棣文在应邀为我们所写的自传中谈到他青少年时期的经历时曾说:
(青少年时代)我花费了许多时间用于制作一些无明确用途的器具上。在我房间的地毯上,经常是散乱地摆放着数以百计的金属“梁”和小的螺母、螺杆,在它们中间是我尚未完成的半成品。……在我稍大一点的时候,我的兴趣扩展到了化学游戏上。我曾和我的一个朋友用自制的火箭和火药做实验,实验的部分费用来自父母给我在学校吃饭的午餐费。有一年夏天,我的爱好又转移到了检测我邻居家的土壤酸碱度和土壤中所缺少的营养物质上。
有组织的课外科技活动,对于培养青少年对科技的兴趣和动手、动脑能力,有着重要的作用。在以前节目中曾介绍过,一位名叫索菲亚•沃尔
1981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日本化学家福井谦一小学四年级时第一次参加学校组织的淡路岛临海学舍活动。临海学舍是日本专为举办寒、暑期青少年活动而在海滨、山区兴建的数百座固定设施之一,它们统一归日本政府首相官房厅(相当于我国的国务院办公厅)管理,每年都有上百万名中、小学生到这里来参加野营、自然观察、动植物标本的采集和制作等活动。临海学舍为福井谦一等孩子组织了大量观察海洋生物的活动,从此福井谦一对海洋生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五年级和六年级时,他又参加了分别在和歌县箕岛、加太举办的临海学舍,这些活动所产生的影响伴随了福井谦一的一生。他在致中国读者的信中说:
我希望青少年们知道我所走过的学问之路是一条尊重自然的路。自然对于我来讲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老师,同时也是令人无比敬畏的客观存在。
福井谦一还说:若问对我立志于学问和创造起决定作用的是什么?那肯定是和大自然的接触。正是这种接触培养了我对科学的直觉。……大自然不仅把我引向了化学王国,它也是我探求化学理论时的一位不可缺少的老师。
美国病毒学家特明15岁那年参加了缅因州杰克逊癌症研究室为中学生举办的夏令营。这个夏令营以生物学为主题,来自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以通俗、生动、形象的语言,向孩子讲述生命的奥秘和癌症研究的意义。夏令营还让孩子们自己动手解剖兔子,参加一些在中学里从未见过的实验。夏令营激发了特明对生物学和癌症研究的兴趣,他连续3年参加了杰克逊研究室的夏令营。特明上大学时选择了生物学专业。毕业后,他利用进入研究生院前的那个暑假,又回到杰克逊研究室的夏令营,为孩子们讲课和辅导。他要向当年的科学家们一样,使更多的孩子走上学习和研究生物学的道路。在特明辅导小学员中,有一名来自纽约的17岁少年巴尔的摩,他也通过夏令营的经历喜爱上了生物学。后来,巴尔的摩上了特明曾就读的那所大学,又与特明同样成为著名病毒学家杜尔贝科的研究生。师生三人合作研究发现了病毒的致癌机理,共同荣获了197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上述事例充分说明了科普工作对于培养一流科技人才的重要意义,同时科普工作也为培育国民的科学素养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特别是在目前我国应试教育的影响根深蒂固、一时还不可能从根本上加以改变的情况下,我们科普工作者肩上的责任就更加重大了。而我们的科普场馆,更要担负起与学校不同的科技教育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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