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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涅槃当自痛定思痛始── “近代化的探索”演讲随笔,
今天老师要讲的内容是中国历史八年级（上）第二单元“近代化的探索”，题目是“凤凰涅槃当自痛定思痛始”。
当我们再回首1840年的鸦片战争及之后那段历史的时候，不得不再次慨叹那些先进人物的“痛定思痛”之举了。或许李鸿章、康有为尚且算不得是古往今来的精英人物，但毋庸置疑的是，对那个时代来说，他们也的的确确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了；更何况此后又有以南陈北李（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们。他们可是活跃了整整一个时代啊──一个屈辱的、百废待举的时代。
近代中国的被动挨打，可以说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的。东西方的资本主义因素基本上是同步出现的，但后来当西方历经资产阶级革命（或改革）告别封建时代走上资本主义的时候，我们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已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当西方各国大张旗鼓的展开工业革命，从而使英国一跃成为“世界工厂”的时候，中国的“夜郎自大”的心态亦膨胀至极。从明初的朱元璋到清初的乾隆帝，极度的君主专制和闭关锁国一路走来。之后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英国，为寻求海外市场和原料产地，即刻东进，发动了针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这是一场发生在东、西方两种不同文明制度间的并不对等的战争，对于我们来说，这无异于就是一场濒死对决。而这一战，始于鸦片战争。此后，中国被动挨打的屈辱历史，就一直成为萦绕在国人头上的一个恶魔梦魇，终成一块“心病”。正是耄耋老人病入膏肓时，青春不再，这一痛，就是109个年头。鸦片战争，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道分水岭，傲然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古老文明，由此转入了近代史屈辱的阶段。
人们说“彩虹常在风雨后”，对于中国来说，近代化的探索是历经风雨也难得一见彩虹。痛定思痛，中国近代化的探索，也就从19世纪的60年代起，一路蹒跚走来。先是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器物之变，再到学习西方政治的制度之变，最后再到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思想之变，这种轮进式的效仿、学习真可谓跌宕起伏、激流滚滚、生生不息。
李鸿章，地主阶级洋务派中的代表性人物，这个曾经一度被西方诸国视为“东方俾斯麦”的传奇人物，当年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场上叱咤风云，是何等的勇武，在洋务运动期间呕心洋务，又是如何的风风光光，但在甲午战场上，“谈笑间”，即招致“樯橹灰飞烟灭”，又是何其的凄凉。甲午中日战争中，英雄不再，北洋舰队全部沉迹海底。事后，李鸿章不得不伤怀的黯然慨叹：“我办了一辈子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究其原因，在现在看来，作为封建统治集团的一场自救运动来说，那只不过是强行把西方的先进技术嫁接于东方封建制度的躯壳之上，李鸿章们只是“布新而不除旧”，这就使得一切都变得那么苍白无力、不堪一击。媚外心态浓重的清廷，对洋人俯首帖耳，对自己人却横眉立目，两面三刀、用心良苦，清廷只不过是西方驯服和驾驭中国这艘老式舰艇的水勇罢了，其幕后舵手则是西方列强。也难怪，洪秀全和义和团们会先后失利了。
继起的是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首脑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掀起的维新变法运动，这场斗争，说明了正欲觉醒的民族资产阶级决意效法英国，硬要把中国社会改造成日本君主立宪模式的资本主义。这几乎也同时决定了康梁所犯下的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不懂得在中国需要彻底的与封建势力划清界限，竟然幼稚的认为，只要借助一个皇帝就能推行一场针对封建旧势力的新政。可惜康、梁打错了算盘，手中无权的光绪皇帝怎是慈禧老佛爷的对手，与虎谋皮岂不引火烧身。事实证明他们的确投错了靠山。新政，昙花一现，“百日维新”就风光难觅了。
但凡是变革，总是要有牺牲和代价的，古有商鞅和王安石，近有谭嗣同、刘光第等。戊戌变法运动先是以“公车上书”的喜剧形式激扬开场，后以“六君子”慷慨赴难的人间悲剧收关。但戊戌变法和“戊戌六君子”们注定会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光照千古，为何？救亡图存的理想，警醒了那个旧的时代呀。
于是，以孙中山先生为领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继起领导了辛亥革命运动。改天换地，尚需以暴制暴，他们要在中国通过革命的手段，建立起法国大革命式的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制度。“三民主义”这一伟大的指导思想，泽被千古，毕竟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不复存在，民主共和观念随着清廷的湮没而渐渐深入人心。但，旧时代的中国资产阶级，其阶级局限性，使得孙中山等革命先贤亦不能对政权进行有效的整固。他们所暴露出的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向“挂羊头卖狗肉”的旧势力的妥协，而这种妥协，终于导致袁氏（袁世凯）荣登大宝。自戊戌变法再到辛亥革命，制度之变，就此搁浅在了满眼全是希望的海边沙滩上。
为什么近代化的探索，在中国竟如此的举步维艰？事实雄辩的证明，腐朽的封建制度和旧势力，是把中国人民一步步推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的罪魁祸首，用血与火换来的“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是那么的深刻。加之无论是地主阶级还是资产阶级，他们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和脱离广大人民群众，使他们不能清楚的洞悉旧中国的痼疾所在。社会上的封建遗毒因袁氏的“尊孔复古”而死灰复燃，其顽固深切如此，就像躲在一个个阴暗角落的鬼魂一样，只待阎王爷的一声召唤，就会横空出世、群魔乱舞。一方面是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一方面是“尊孔复古”文化逆流大肆泛滥，新旧思想意识上的冲突已是到了水火不可相容的地步，博弈中，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新文化运动也就顺理成章的拉开了历史的帷幕。
“四个提倡，四个反对”（即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愚昧；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将斗争的矛头直指封建专制的理论支柱儒家思想，其实这是觉醒的民族资产阶级向北洋军阀政府的文化开战。口诛笔伐中，乱世出英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家鲁迅，也就成了时代的弄潮儿，“彷徨”时代，“呐喊”出了对恶俗的鄙视。新文化运动，思想大解放中，培养了人才，也锻炼了人才。有诗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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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
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
李大钊及时洞察到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新动向，终于找到了挽救中国危亡的济世良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他很快成为向中国宣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这时的李大钊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民主斗士了，转变成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更是后来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之一、领导者之一。此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革命，以不可逆转的历史大潮之恢弘气势，滚滚兴起，从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直至1949年的新中国诞生。正如李大钊先生所预言的那样：“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是啊，脱胎换骨，应思新生来之不易，正所谓“凤凰涅槃当自痛定思痛始”。
，凤凰涅槃当自痛定思痛始── “近代化的探索”演讲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