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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3第2课《“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导与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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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讲解】
董仲舒新儒学思想的基本内容及其影响
汉武帝时期，北方和南方边境不宁、王国势力威胁中央、土地兼并、阶级矛盾激化，这些要求加强中央集权。公元前140年，董仲舒应汉武帝“举贤良对策”，连续三次作答，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主张，得到汉武帝赏识。
董仲舒把道家、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糅合到儒家思想中，加以改造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新儒学体系。主要内容包括：
（1）针对中央集权需要，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
（2）针对加强君权的需要，提出“君权神授”的政治思想和相应的儒家道德观点。
（3）针对土地兼并现实，进一步发挥儒家的仁政思想，主张限田、薄敛、省役。这减轻了国家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节约了民力，保证了农时，使土地和劳动力有了比较稳定的结合，缓和了阶级矛盾，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巩固了大一统的封建国家，在当时有进步意义。
（4）针对为人处世标准，提出“三纲五常”，提倡孝道。董仲舒对先秦儒家伦理思想进行了理论概括和神学改造，形成了一套以“三纲”“五常”为核心，以天人感应和阴阳五行说为理论基础的系统化、理论化的伦理思想体系。
董仲舒的思想主张适应了汉武帝时期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和推行“有为”政策的时代需要，因而有利于巩固君权，维护统治秩序，有利于节约民力，缓和阶级矛盾，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总之有利于扭转汉武帝时代内外松弛的局势。从思想史来看，董仲舒通过对《春秋》的解释，将先秦的儒学思想与道家、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糅合起来，改造形成了新的儒学体系，并且因为汉武帝的赏识和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文化政策的实施，而获得统治地位。特点：新儒学以儒学为基础，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具有神学色彩，其哲学思想的主流是唯心主义的。董仲舒的思想主张，使儒家思想成为我国的传统文化的正统思想，统治中国达两千年之久，对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和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同时也有封建迷信落后的一面，应当科学的区别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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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分析】
汉代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的原因、表现及其后果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剧烈动荡和新旧制度的交替，导致思想学术界的学派纷呈、互相争鸣，出现了我国思想史上的第一次“百家争鸣”时期。秦朝专崇法家思想，焚书坑儒。西汉初年，统治者奉行黄老之道，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政治气氛宽松，各派思想得以复苏。但是，政治上的统一要求思想上的统一与之相适应，迫切要求一种为政治统一作出理论上的解释的学术思想。而法家思想在秦朝的滥用已经造成严重的恶果，所以，只有温和的儒家思想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
汉武帝时代，一方面国力日盛，“无为而治”的统治思想已经不适应时代需要，另一方面，社会也潜伏着危机。而新儒学恰恰适应了汉武帝的政治需要，汉武帝遂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推行了三项重要政策。其一，起用很多儒学家参与国家大政，儒家学说成为政府选拔人才、任官授爵的标准，儒学因此大兴。其二，将儒家经典确立为国家规定的教科书，并且兴办太学，自此，儒家垄断了教育，儒学地位大大提高。其三，初步建立地方教育系统，使儒学在各郡县得到推广，在民间也逐渐获得了独尊地位。可以说，汉武帝的文化体制改革为儒家思想上升到独尊地位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汉武帝独尊儒学以后，其他思想学派并没有被禁止，而且当时所提倡的儒学自身也广泛吸收了其他诸家学说，统一的思想带有一定的综合倾向。汉武帝创造性地将独尊儒学和教育结合起来，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重要载体，它在客观上还促成了重视知识、重视教育的社会风尚。汉代儒学成为正统思想后，汉朝加强了对思想、文化和教育的重视，有利于民族历史文化的进步。此后历朝历代，统治者皆奉儒家思想为正统思想，儒家思想从此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光大了儒学的精神。当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本质上是一种专制主义的文化政策，他用皇权干预思想学术，是与政治专制相呼应的产物。它结束了各派学术思想平等竞争的局面，抑制了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禁锢了思想界探索的精神，有一定的消极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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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法导航】
回顾、掌握、分析、探究
中国思想的源头基本起自先秦时期，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思想对后世产生巨大的影响。但“百家争鸣”的局面到汉代便不复存在。由汉至清，儒家思想都被统治者奉为正统思想，对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影响深远。因此，必须知道汉代儒学在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的史实，探讨其原因。第2课教材介绍了新儒学在西汉被重视、推崇和发展为正统思想的过程，在学习过程中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四方面入手。
第一，回顾西汉前期的政治环境，分析董仲舒新儒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回忆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尤其是与本课密切相关的儒家、道家、阴阳家的思想主张。
第二，掌握重要历史概念：如君权神授、春秋大一统、 天人合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
第三，分析汉武帝选择儒学为正统思想的原因。西汉初年，奉行黄老之道，无为而治，各派思想得以复苏。而法家思想在秦朝的滥用，已经造成严重的恶果。只有温和的儒家思想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
第四，探究儒家思想的产生、发展过程与封建统治之间的关系以及儒家思想对中国历史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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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学习，我们不难知道治国方略、治国思想的选择是由当时的社会存在决定的。一种学说能否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关键在于是否适合当时的形势和是否满足统治者的需要。董仲舒的思想主张，使儒家思想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正统思想。但同时也要认识到它具有封建迷信落后的一面，应当科学的区别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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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混知识】
汉代的新儒学与先秦儒学的区别和联系
1．区别
（1）从思想内涵来看，汉代的新儒学将阴阳家、黄老之学、法家思想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发展与改造了先秦儒学。
（2）从与当政者的关系而言，先秦儒学批判暴政而致力于建立理想化的社会秩序；汉代儒学则退而求其次，承认现实社会政治秩序的合理性（如皇权专制），即从批判时政转为维护现实统治。
（3）从地位上看，先秦儒学虽然也是为统治者提供统治方法的政治和伦理学说，但毕竟是在野的、带有相当理想色彩和批评成分的学说。而董仲舒建立的新儒学，则完全是一套官方统治思想，它以维护皇权的绝对性为目的，被确立为中央王朝的统治思想。
2．联系：先秦儒学宣扬的“礼”“仁”“仁政”“民本”为新儒学所继承。新儒学正是在对先秦儒学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使儒学从先秦的民间学说上升为汉武帝时期的官方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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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资料】
董仲舒的求而止雨
董仲舒曾任过江都相，江都王国在今扬州，南临大江，北近淮河，傍带干沟（古运河），东望于海，颇得水陆鱼盐之利，水陆交通极为方便。其地原为吴王刘濞所有，刘濞曾因之以兴叛乱。易王刘非是景帝之子，武帝的同父异母兄弟。景帝时初封汝南王，吴楚七国乱时，佐军有功，改封江都王。其人有才气，好勇力，广治宫室，素来骄奢。迁居东南大邦后，又广招四方豪杰，常有非份之想。作为一个中央派来的诸侯相，董仲舒既要维护中央王朝的利益，又不能开罪于自己的主子，实是左右为难，进退维谷。但他正心正己，威重自生；又“以礼义匡正，王敬重焉”。当时易壬意高气盛，对董仲舒说：越王勾践依靠文种、泄庸、范蠡之谋，灭掉了不可一世的吴王夫差，三子称得上“吴之三仁”。并说：“（齐）桓公决疑于管仲，吾将决疑于君。”齐桓、越王皆春秋二霸，易王之意欲用董仲舒谋取东南霸业。董仲舒出于“《春秋》大一统”之义，委婉对曰：“夫仁人者，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童子羞称五伯（霸），为（因）其先诈力而后仁义也。”提倡仁义，反对诈力，暗示其霸不可称、中央不可违。
董仲舒时刻以“兼善天下”为己任，在江都兴礼乐，致教化，调阴阳，利元元，所作所为，一任皆以利民安邦为本，江都称治，是武帝初年屈指可数的几个以教化治世而又颇有成就的二千石之一。《汉书·循吏传》称：“孝武之初，外攘四夷，内改法度，民用凋敝，奸轨不禁。时少能以化治称者，惟江都相董仲舒、内史公孙弘、倪宽居官可纪。三人皆儒者，能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事，天子器之。”由于时远事吵，董仲舒在江都的治迹已不可详考，现在记载较多的是祈雨止雨之事。史汉都说：“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交感、运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与此相反）。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王充亦说：“董仲舒表《春秋》之义，稽合于律，无乖异者。”意即：考察《春秋》经上所记灾异现象，推导阴阳交感运行的规律，然后根据这一规律来求而止雨。董仲舒在《贤良对策》中就曾揭示：孔子作《春秋》，“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凡是《春秋》所讥刺的，必然有灾害现象出现：凡是《春秋》所痛恶的，也必然有怪异现象出现。他说：“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人事的极好和极坏，都可以感动天地，引起天变。可见天灾实起源于人祸，人事有失，就导致阴阳失调，阴阳失调就引起风雨失节。反之，如果人事得当，自觉地调节阴阳，那就必然风调雨顺了。基于这样的认识，董仲舒于是制定了一套求而止雨的方法和仪轨。他说：天大旱，是由于阳气太重，求而必须损阴益阳：“凡求雨之大体，丈夫欲其藏而匿，女子欲其和而乐”；多雨，是由于阴气太盛，止而应当移阴而壮阳：“凡止雨之大体，女子欲其藏而匿也，丈夫欲其和而乐”。此外还讲究同类相感：求雨以水日，止而以土曰：并造土龙，设土坛，穿青衣，舞童子，斋告祷祝，其行近巫，怪力乱神，为孔子所耻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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