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婷和顾城在当时是以真挚清新的风格博得读者的欢迎。舒婷的诗情感丰富细腻，而又始终有一种清纯明净的气息。她的诗其实并不怎么复杂，只不过执着于表达个人的内心情感而采用了多种隐曲的修辞手法，正因为此，她的诗在当时却具有打开人们心灵窗户的功效，并且在艺术上显示了与正统诗歌截然不同的形式。这些显然是因为当时的意识形态背景过于封闭压抑而反衬出它的革命性。舒婷可能是最早正视个人内心情感的女性诗人，她的诗中总是隐约呈现着一种不可知而又不可抗拒的外在力量，而一种女性的哀愁带着祈祷穿越于其中，最终获得无可奈何的解脱，这可能就是舒婷的诗最具魅力之处。她的代表作如《致橡树》、《会唱歌的鸢尾花》等，就表现了这种特点。
作为北京人的顾城却有着异常细腻敏感的诗情，也许这与他早年随父亲下放到农村有关，乡村的田园生活在他的孩子记忆里蒙上了一层纯净优美的色彩，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他后来的诗情与风格。顾城始终以孩子气十足的眼光来注视着世界，它的诗有一种清新可人的气质，那么脆弱而又倔强地表达个人极其幼稚的感受。在顾城的大多数诗中，传统的比兴手法象是从他的唯自然主义态度里随意流露出来的趣味。单纯、异想天开，洋溢着童稚的豪气与可爱。一些朴素的哲理从顾城的诗里流露出来，那么平静而又隽永：“黑夜给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但顾城绝不是为时代寻求真理，它只生存于他个人的世界，乐于扮演长不大的角色。
朦胧诗的衰落
作为新诗潮第一次浪潮的朦胧诗，经过“文革”时期长时间的准备，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从民间走上诗坛，并达到了它的鼎盛期。1982年之后，逐渐走向衰落。1986年，梁小斌写了《诗人的崩溃》一文，宣告了朦胧诗的最终解体。当然，朦胧诗的解体事实上还要更早一些，一般认为是1984年。在这前后，朦胧诗发展为以江河、杨炼为源头的后期朦胧诗或文化诗，主要包括“东方现代史诗”和带有“新古典主义”色彩的新传统主义、整体主义等;另一方面，又一次新潮诗歌的浪潮也开始处在酝酿和成长之中，这主要表现为以热态生活诗和冷态抒情诗为特点的校园诗歌创作，并在1985年酿成了又一次诗歌实验新潮。
后期朦胧诗或文化诗萌芽于一些诗人对东方现代史诗的探求，这在早期的江河、杨炼那里就有比较自觉的意识和追求。江河说：“我要写这个古老大陆的神话，写中国的史诗。”他的《纪念碑》，《祖国啊，祖国》和杨炼的《大雁塔》，就已内蕴着一种史诗的气魄和特质。随着整个社会现实政治和文化历史反思浪潮的深入，一股文化寻根思潮开始在青年诗人中蔓延，并逐渐波及小说等领域。杨炼继《大雁塔》之后，又写出了《诺日朗》、《半坡组诗》、《敦煌组诗》、《西藏组诗》等，江河也在1985年奉献出《太阳和它的反光》这组现代中国的神话史诗。学考古出身的王川平则写了《雩舞》、《大足石刻》等系列史诗作品。后来标榜新传统主义和整体主义的新古典主义诗人，前者如廖亦武、欧阳江河，后者如石光华、渠炜等，更多的则是对人类整体精神的形而上观照或者幻觉体验，力图从自身体验的角度超升到人生与宇宙精神的汇通，从而使诗歌负载起一种文化使命。如廖亦武的《巨匠》、石光华的《结束之遁》等，这些诗作在整体上表达了一种对东方精神和东方艺术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