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的巨大成就不是偶然的。它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
它最早的出典，是唐代元稹（779-831）写的传奇文 短篇小说 《莺莺传》。亦名《会真记》。它的大致内容是写年轻的张生，寄居于山西蒲州的普救寺，有崔氏妇携女儿莺莺回长安，途经蒲州，亦寓于该寺，遇兵乱，崔氏富有，惶恐无托，幸张生与蒲将杜确有交谊，得其保护，崔氏遂免于难。为酬谢张生，设宴时让女儿莺莺出见，张生为之动情。得丫环红娘之助，两人幽会。后张生去长安，数月返蒲，又居数月，再去长安应试，不中，遂弃莺莺，后男婚女嫁。某次，张生再经崔氏住所，要求以表兄礼节相见，被莺莺拒绝，并赋诗二章寄意。
张生为什么抛弃莺莺呢 据他自己说：莺莺是罕见的美女——“尤物”。这种“尤物”，“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余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所以“忍情”弃舍。可见张生是个始乱终弃的无义之徒。作者却在为他的丑恶行为找寻理由辩解。还说，许多人都赞张生是个“善补过者”。这是颠倒是非。
这部传奇文，虽说结尾很坏，但对崔张的爱情和莺莺性格的某些描写，却是楚楚有致、细腻动人，引起当时许多人的注意，并给后世作者以深远影响。正如鲁迅所说：“虽文章尚非上乘，而时有情致，固亦可观，惟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 《中国小说史略》 对《莺莺传》的肯定和批评都十分确当。
传奇文《西厢》故事，流传甚广。如鲁迅所说：“其事之振撼文林，为力甚大。” 《唐宋传奇集》 揆其原因，我想最主要的是，作者第一次塑造出一个性格独特的妇女形象莺莺。她给人的印象历久不磨，她的悲剧遭遇唤起人们莫大同情。这个形象的塑造，既为后世作者勾画出一个基本的性格轮廓，又为形象的再创造留下了广阔的余地。请看作者的描绘：
艺必穷极，而貌若不知；言则敏辩，而寡于酬对。待张之意甚厚，然未尝以词继之。时愁怨幽邃，恒若不识，喜愠之容，亦罕形见。
这是贵族少女所特有的性格，她多情而又内涵极深，热爱张生，但感情并不奔放；内心有深沉痛楚，却十分隐秘。人的正常的喜怒哀乐，在莺莺的形象中都以表里之间的矛盾、端庄的矜持的姿态展现的。自然的感情流露和贵族的骄矜性格，构成莺莺形象特有的矛盾色彩。她既无杜丽娘的浪漫气质，也没有林黛玉的单寒之色。她的性格造型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作者的重大创造，她的形象真实可信。但是她的遭遇却给人们留下心灵上的遗恨，张生的“补过”，玷污了她的形象。甚至他们两人都自认为他们的爱情是错误的，张生是“补过”，莺莺也有“自献之羞”，这里美变成了丑，对此，凡正直的人们都不能接受。他们要为这场爱情公案辨明是非。我想这大概就是后世作者们不惜花费大量心血改写《西厢》故事的一个重要原因。《莺莺传》是一个沾有泥淖的珍珠。因为它是珍珠，所以人们都想把它的泥淖拂拭干净；若是土块，早就没人理了。
《西厢》故事在南北两宋已广为流传。文人如秦观、毛滂都写有《调笑转踏》歌舞词。民间艺人有讲说《西厢》，“至于倡优女子，皆能调说大略” 《商调蝶恋花·鼓子词》 。南宋罗烨的《醉翁谈录》记载当时已有《莺莺传》的话本 佚 。宋杂剧有《莺莺六幺 佚，见南宋周密《武林旧事》 。南戏有《西厢记》一目 佚 见《永乐大典戏文三种》 。值得注意的是，北宋赵德麟 令畤 用说唱形式写有《商调蝶恋花·鼓子词》。他主要用《莺莺传》的文字作为说白，中间插进他写的十二首《蝶恋花》唱词，曲白相间，说唱《西厢》故事。最值得称道的是，他隐含地批判了张生的薄情，对莺莺的被遗弃寄予同情，这在毛滂的《调笑令》里已微露其意：“薄情年少如飞絮。”鼓子词开头说得更显露些：“最是多才情太浅，等闲不念离人怨。”张生把莺莺的离怨等闲视之，含有指责张生之意。结尾处又说：“弃掷前欢俱未忍，岂料盟言陡顿无凭准，地久天长终有尽，绵绵不似无穷恨。”明确指出张生是“弃掷”莺莺，使她遗恨无穷。原来被元稹视为错误的爱情，在鼓子词中开始被纠正并获得美的价值。什么“尤物”啊，“补过”呀之类的调调没有了。张生的丑恶行为开始受道德的检验。遗憾的是，作者还没有洞悉这一悲剧发生的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他仍然袭用了张生背盟的结尾。这样就不能充分赞颂他们的具有反封建性的爱情行为。至少，莺莺是认错了人。错误的爱情被“矫正”为令人遗憾的爱情，这是美中不足的。
金代，一位有真知灼见和高度才华的作者出现了，他就是写《西厢记》诸宫调的董解元。“诸宫调”是北宋形成的一种大型说唱艺术形式。一个宫调统辖若干曲牌，构成一“套”，把许多“套”联接起来，插入说白，讲唱长篇故事。这种民间艺术从宋代流行至金元。董解元就用这种形式第一次以《西厢》故事为题材，写出宏篇巨制的艺术精品。董解元其名不详，“解元”在当时是对文人的尊称。这位无名作者多才多艺，最可贵的是他冲破封建阶级对待爱情的传统观念，大胆地赞美了男女自愿结合的爱情。他的眼光很尖锐，他看出要全面歌颂莺莺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张生的性格不可，如此方能把他所讴歌的爱情升华到真善美的境地。这是要有足够胆识的，因为它越美越和封建道德尖锐对立。这是对《莺莺传》主要思想的批判。还因为这种批判是通过艺术实践产生的真正形象进行的，所以有巨大的说服力。张生在作者的笔下，是一个风流倜傥、朴质钟情、乐观又带几分幽默气质的正面青年。他的光彩衬照出《莺莺传》中张生的卑鄙灵魂。原来的轻薄文人变成了“情种”，一个新的张生形象由此诞生。
改变张生性格是关涉到变更原作主题思想的带有实质性的变动，它引起情节的连锁变化：既然张生是忠于爱情的，那么拆散他们婚姻的又是谁呢 这，再次闪耀出作者的犀利目光。他看出制造悲剧的一个隐秘因素，即《莺莺传》中不曾揭破的一个幕后人物，那就是老夫人，是她，拆散了崔张的美满姻缘。她是罪魁祸首。作者决然地把她推到前台，指给观众们说：看哪 她是个背信弃义、破坏良缘的“封建顽固派” 应该鸣鼓攻之。这么一改，就使全部《西厢》故事具有了鲜明的反封建性，它的思想和社会意义大为提高。
由此又引起了一个重要的连锁变化：它使原作《莺莺传》的矛盾关系发生了质的改变。原作崔张的矛盾一变而为崔张为争取婚姻自主和老夫人之间的矛盾。原来崔张的矛盾带有更多的伦理道德性质——张生品德太坏。现在的矛盾则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和政治性。它实际反映了古代青年在婚姻问题上的反封建斗争，反映了人民大众的心理愿望。它所触及问题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过《莺莺传》。赋予作品以高度的艺术生命力。
诸宫调中莺莺的性格特色，仍是含蓄深沉却富有叛逆性了，对爱情的追求更为真挚炽烈了。作者还出色地塑造出一个聪明天真、泼辣大胆的红娘形象，作者用灵巧俏皮的笔墨写她穿针引线，成人之美，令人可喜。同时还创造了见义勇为的法聪和尚。这一系列正面形象的成功创造，使故事中的反封建势力大为增强。
作者的胆识还表现在情节的安排上。他把崔张作为正义的一方，用同情的笔触写他们和庞大的封建势力展开尖锐的冲突，为了这个，作者设计安排了一连串的新的情节，如赖婚、闹简、赖简、拷红、长亭等，这些情节都写得那么曲折而富有吸引力，把一个“冷淡清虚”的爱情故事写得热闹诱人。后来杂剧《西厢记》的情节规模、结构布局，就是在董《西厢》的基础上奠定的。这是董解元的莫大功绩。没有董《西厢》就没有后来的王《西厢》。
这位作者的艺术造诣相当精深，在他重新改写《西厢》故事的时候，没有为了加强反封建的主题而把人物关系简单化，他没有离开具体的生活现实，凭主观臆想去摆布人物。他的目的不在写情节而在塑造真实可信的活人。所以他的情节安排是以真实的性格冲突为基础的，我们不单看到好人一边、坏人一边，我们看到的几乎是可以用手触摸的立体形象。这就使董《西厢》足以流传千载了。
诸宫调的语言技巧是精湛的。性格化的语言把所有人物都写得惟妙惟肖，顾盼多姿。本来这类才子佳人的题材，很容易写成陈词滥套，它没有那些动人心弦的激烈场面，没有争奇斗胜的巧妙情节，它主要是写人物的细腻感情，作者如果没有精湛的语言技巧，那就会使听众昏昏欲睡。可是，你认真读来，就像美酒醇醪那样深厚有味，如写张生思念莺莺：“待不寻思，怎奈心肠软，告天，天不应，奈何天。”只一个“天”字就有三层转折，形象地写出相思的九曲回肠。再如：“没一个日头儿心放闲，没一个时辰儿不挂念，没一个夜儿不梦见。”先说一整天，再说天中之时，继说时中之夜。在自然的语言中寄寓着作者的辛苦匠心。还有些语言新奇巧丽，诗意盎然。如“碧天涯几缕儿残霞，渐听得珰珰地昏钟儿打，钟声渐罢，又戍楼寒角奏‘梅花’”。景色如画。又如：“过雨樱桃血满枝，弄色的奇花红间紫，垂柳已成丝。对许多好景，触目是断肠诗。”艳丽脱俗。董《西厢》又是一首充满警句美词的长篇抒情诗，写景绘情，两穷其妙。
从《莺莺传》到董《西厢》，构成杂剧《西厢记》的深厚艺术传统。《西厢记》的杰出成就，不是王实甫一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它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它是植根于深厚的艺术传统之中，经过长期的滋育蜕变出来的。尤其是董《西厢》，它直接给杂剧《西厢记》以深刻的影响。这又一次证明，任何伟大艺术的产生都不是偶然的，如果脱离了自己的传统，就会像瓶花一样，取艳一时，很快就会抱香而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