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人曰：“何故侵小？”对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国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国多数圻矣，若无侵小，何以至焉？”
晋人曰：“何故戎服？”对曰：“我先君武、庄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希命，曰：‘各复旧职。’命我文公戎服以辅王，授楚捷——不敢废王命故也。”
士庄伯不能诘，复于赵文子。文子曰：“其辞顺。犯顺，不祥。”乃受之。
文中三问三答，婉转有理，是谓“辞顺”；引古为证，是谓有“文”。此为“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之“文”，足言者，引古为证也。从上面的引例中，是可以体察到这两个特点的。而这两个特点，都是构成公文生动性，尤其是外交文书生动性的要素。
郑子产的辞令风格，对以后的辞令有很大影响，汉朝的皇帝多善辞令，文帝《与赵佗书》的写作风格就属于这种类型，既有理又有文，既坚持原则，又婉转陈辞，藏锋不露。可借鉴之处良多矣。
送薛存义序
一谈到唐宋散文，多数人都会立即想到「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提倡「古文运动」，以革新六朝以来骈俪雕饰、专事浮华的文弊，建立崭新的文风为号召，在文坛上蔚为一股风潮。宋代的欧、曾、王、苏等文家，继承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更拓展了散文创作的领域，因此可说「唐宋八大家」的古文作品，代表著唐宋散文的最高成就。目前高中国文各家版本所选的唐宋八大家散文颇多，综计有二十七篇，其题材广泛，体裁多样，且篇篇皆具特色，值得细心赏读。以下即分别择要说明八大家的散文风格，并一一举例，以略明其梗概。
一、韩愈
韩愈为唐代古文运动健将，毕生以发扬儒家学说，排拒佛、老思想为己任，主张文道并重的散文。他的散文气势雄奇，语言精鍊，笔力遒劲，条理明畅。如为了阐述从师问学及尊师重道之理而作的〈师说〉，文中反覆议论从师学习的必要性，提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等独特的见解，其结构谨严、脉络通贯，句型骈散兼用，笔法亦错综而变化多端，是论说文中的典范。另〈原毁〉也是韩愈极有名的论说体散文，旨在探究毁谤恶习的根源。文章以古之君子和今之君子的修养作对比，从而析出今之君子的「怠」与「忌」，实为「毁」的根源。全篇逐层阐析，说理透彻，富於逻辑，遣词用字虽平浅，却颇有古劲之风。
〈送董邵南序〉是一篇为朋友送行而写的「赠序」，但韩愈意在言外，旨在劝阻朋友远行，因不便直说，故含蓄委婉地於文章中旁敲侧击，或以「古」「今」对比，或从「有合」之意转折至「不合」。文虽不长，却富於情理，极尽曲折跌宕之能事，可见得韩愈高奇的文才及风格。
〈张中丞传后叙〉则是为了阐发和补充李翰所作的《张巡传》而写的史传文章。韩愈以侧面方式描写，透过遗闻轶事，表达出张巡、许远及南霁云等人的爱国形象与坚强性格。全篇於叙中带议，议论处理直气壮，记叙处生动逼真，充分掌握了人物的精神，使原本琐碎的材料能杂而不乱，读来也能一气呵成，是韩愈传记文的力作。
韩愈除了擅长於立意说理的议论文之外，写起感怀悼亡的抒情文章，也同样哀恻动人。如〈祭十二郎文〉是韩愈为了自己情同手足的侄子韩老成遽逝而写的悼亡之作。文中写幼时孤苦相依的情景、聚少离多的感慨、生死无常的哀痛，皆属真情至性之语，从肺腑中自然流出。全篇造语恳挚，不假雕饰而有无限凄怆的情韵。又如〈柳子厚墓志铭〉则是为好友柳宗元所写的墓志铭。文章从柳宗元一生遭遇、为人、文章成就和两人间的深厚感情著笔，对於柳宗元的坎坷命运寄予无限的惋惜与同情，对当时的世态人情，也流露出激情的感慨。全篇立意深切，情挚语真，文笔简鍊，其中亦可见韩愈为文犀利奔放的风格。
二、柳宗元
柳宗元和韩愈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主要倡导者，文坛常以「韩柳」并称，都是杰出的散文作家。柳宗元文章风格雄深雅健，峻洁精奇，为文勇於创新，尤擅长於山水游记、寓言、传记及议论体文章的写作。在柳宗元的手中，「古文」写作的技巧手法更为提高，表现艺术也更显成熟。
首先，在游记方面，以贬居永州时期所写的〈永州八记〉为最著。这八篇游记散文，各自成篇，但又互相连续，就像一卷精美的山水画长轴，把秀丽的奇山异水，描绘地形神毕肖。由於柳宗元此时身处怀才不遇的郁闷中，故寻幽访胜之际，每能获得游心物外的理趣。如八篇之首的〈始得西山宴游记〉，是写柳宗元登临游赏西山的过程中，所得到前所未有的心灵感悟，而之前因长期贬谪的郁闷心情也一扫而空。作者将自己的心情与西山奇丽的山水风光结合，在情景交融的状写中，展露了自己「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的旷远心境。全篇字琢句鍊，笔调明快，而情思亦隽永遥深，读来尤能令人回味无穷。又第三篇〈钴鉧潭西小丘记〉，则写钴鉧潭西小丘景色的奇异，和它为人遗弃的遭遇，并从而寄托作者自身怀才不遇的感慨。小丘的被弃，正像是作者自己在宦途上的挫折，其境遇相似。但在买丘、赏丘的过程中，也意外得到豁然开朗的喜悦。这两篇山水游记，在清丽的叙事笔触中，也寄托了作者的感怀，情景交融间，更有千般余韵隐含其中。「悠悠乎与灏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所穷」，予人广阔无际的浩瀚情怀；「枕席而卧，则清冷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则透显出凄幽的情调。将丰富的感情与奇丽的景观融为一体，使得文章富有诗情画意的风格和意境，这也正是柳宗元山水游记能独步千古的原因吧！
其次，在寓言方面，柳宗元关心时政，为文常以「寓言」方式来揭露世态人情的流弊与病态，从而发挥讽谕或鉴戒的功能。篇幅虽多属简短，但含意却深长。如〈三戒〉即为公认的名篇。〈三戒〉是以「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三则组成，皆以动物作为故事的主角。主旨是要讽刺那些「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势以干非其类」的人物，寓言中麋、驴、鼠三种动物都是作者刻意创造出来的，其构思巧妙、形象鲜明，文笔犀利，极具警世意义。另如〈蝜蝂传〉则是一篇借用传记方式来寄托讽意的寓言。蝜蝂善负、好上高、至死不变的行为，正像一些世人贪得无餍、至死不悟的贪婪本性。这也是一则短小精警、意味深长、耐人寻思的故事。至於〈种树郭橐驮传〉则属於一篇寓言性质的传记文章。文藉郭橐驮所述种树之理，申说施政治民之道。虽是传记，但人物、情节似实亦虚，在问答之中揭明植木之理，并继而引申出为官之道。文章构思奇崛，立意深刻，蕴含浓厚的理趣。
再者，在议论文方面，柳宗元以睿智的眼光，立新题，寓新意，故常能发人之所未发。如〈捕蛇者说〉是透过捕蛇人之口，揭露赋敛之毒更甚於蛇的社会现实，对於当时民生的苦况，寄予无限的关怀与同情。捕蛇人对自家悲惨遭遇的伤心自述，是全文的重心，表现了人民百姓无奈的控诉。本文在写作上与《礼记‧檀弓》「苛政猛於虎」立意相近，但规讽之意旨则更为深刻，文章波澜也更显得起伏多姿，具有强烈的感染力量。另外，〈送薛存义序〉一文中，柳宗元藉为薛存义送行的机会，於文中抒发为官之理，并以本文相赠，是一篇前议后叙的赠序文章。文中以为官吏应为人民公仆，应服务人民，而不能役使人民，否则可加以责罚、罢免。如此先进的见解，可作为研究柳宗元政治思想的重要文献。其立意精警、义旨显豁，是理长而味永的名篇。清代刘熙载曾将本文和韩愈的〈送董邵南序〉相提并论，以为〈送董邵南序〉「可谓变化之至」，而本文则「可谓精能之至」，指出本文内容精深独到，语言精洁隽永的写作风格。
三、欧阳修
欧阳修在北宋文坛倡导诗文革新，是古文运动的领袖，提出明道致用的文学主张。他不仅是古文家，在诗、词、赋的创作上也极有特色和成就。欧阳修的散文平易流畅，清新自然，具有婉约含蓄之风貌。如其最有名的〈醉翁亭记〉，写於贬知滁州之时，欧阳修寄情山水，从而领会到山水之乐、游宴之乐及与民同乐之乐。文章以「乐」字为主线贯串全篇，脉络清晰，形成往复回环的韵律，委婉含蓄地表现了自己以顺处逆的怡然心境。全篇笔致清丽细腻，文词练达，韵致无穷，是山水游记的千古佳篇。
至於〈纵囚论〉则是欧阳修翻案文章中的名篇，旨在对唐太宗纵囚史事提出自己的独特看法。既是翻案，文章势必有破有立。文中除了驳斥唐太宗纵囚将致「上下交相贼」，其目的不过在於施恩求名，因此认为圣王治国应「本於人情，不立意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以建立常法。全篇剖事析理，缜密周到，透辟深刻，其逐层论辩，极能令人信服，如「刀斫斧截，快利无双」（《古文观止》吴楚材之评语），是一篇发挥雄辩之才的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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