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求学的人的是了充实自己，以弥补自身的不足，现在求学的人是为了向别人炫耀，只能夸夸其谈；古代求学的人是为了，推行自己的主张以造福社会，现在求学的人是为了自身需要，涵养德性以求做官。学习就像种果树一样，春天可以赏玩它的花朵，秋天可以摘取它的果实。讲论文章，这就好比赏玩春花；修身利行，这就好比摘取秋果。
人在幼小的时候，精神专注敏锐，长大成人以后，思想容易分散，因此，对孩子要及早教育，不可坐失良机。我七岁的时候，背诵《灵光殿赋》，直到今天，隔十年温习一次，仍然不会遗忘。二十岁以后，所背诵的经书，搁置在那里一个月，便到了荒废的地步。当然。人总有困厄的时候，壮年时失去了求学的机会，更应当在晚年时抓紧时间学习，不可自暴自弃。孔子说：“五十岁时样习《易》，就可以不犯大错了。”魏武帝、袁遗，到老时学习的更加专心，这些都是从小到老勤学不辍的例子。曾子十七岁时才开始学习，最后名闻天下；荀子五十岁才开始到齐国游学，仍然成为大学者；公孙弘四十多岁才开始读《春秋》，后来终于当了丞相；朱云也是四十岁才开始学《易经》、《论语》的，皇甫谧二十岁才开始学习《孝经》、《论语》，他们最后都成了大学者。这些都是早年沉迷而晚年醒悟的例子。一般人到成年后还未开始学习，就说太晚了，就这样一天天混下去就好象面壁而立，什么也看不见，也够愚蠢了。从小就学习的人，就好像日出的光芒；到老年才开始学习的人，就好像手持蜡烛在夜间行走，但总比闭着眼睛什么都看不见的人强。
学习风气的兴盛或衰败，随社会风气变化而变化。汉朝的贤士俊才们，都靠精通一部经书来弘扬圣人之道，上知晓天命，下贯通人事，他们中凭着这个特长而得做高官的人可多了。汉末风气改变以后就不复如此，读书人都空守章句之学，只知背诵老师讲过的话，如果靠这些东西来处理实际事务，大概不会有任何用处。因此，后来的士大夫子弟都以广泛涉猎为贵，不肯专攻一经。梁朝从皇孙以下，在儿童时就一定先让他们入学读书，观察他们的志向，到步人仕途的年龄后，就去参预文官的事务，没有一个是把学业坚待到底的。即当官又能坚持学业的，则有何胤、刘、明山宾、周舍、朱异、周弘正、贺琛、贺革、萧子政、刘等人，这些人兼通文史，在洛阳城，我听兑有崔浩、张伟、刘芳三人的大名，邺下还有位邢子才：这四位学者，虽然都喜好经木，但也以才识广博而闻名。以上的诸贤士，原本就是为官者中的上品，除此之外就大都是些山野村夫，这些人语言鄙陋，道德拙劣，互相之间固执己见，什么事也干不了，你问他一句话，他就会答出几百句，若要问他其中的意旨究竟是什么，他大概说不到点上。邺下有谚语：“博士去买驴，契约写了三大张，不见写出个驴字。”如果让你以这种人为师，岂不令人丧气。孔子说，“俸禄就在学习之中。”而今这些人却在那些毫无益处的事情上下功夫，这恐怕不是正道吧。圣人的书，是用来教育人的，只要能熟读经文，粗通注文之义，使之对自己的言行经常有所帮助，也就足以在世上为人了；何必对“仲尼居”三个字就要写两张纸的疏文来解释呢，你说“居”指闲居之处，他说“屠”指讲习之所，现在又有谁能看得见？在这种问题上，争个你输我赢，难道会有什么好处吗？光阴可惜，就像流水般一去不返，我们应当广泛阅读书中那些精要之处，以求对自己的事业有所助益。如果你们能把博览与专精结合起来，那我就十分满意，再无话可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