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历史与生命——重读《战争与和平》

    这是正在死去的人的感觉。这是不是第一次有人运用想象描写濒死者在渐渐地死亡过程中的感觉？它是真实的吗？任何一个读者都无法对之进行判断。那么，这濒死者周围的生者对他的感觉呢？当安德烈变得特别温和并容易感动，娜塔莎和他妹妹感觉这是临死的迹象。在最后的时间里，她们感到已不是在照料他（他已经没有了，他离开了她们），而是在看护对他的最亲密的回忆——他的躯体。她俩都看到，他愈来愈深地、缓慢而平静地离开她们，沉入到一个她们所不知道的地方去。当灵魂离开躯体，躯体发出最后一次颤抖的时刻，玛丽亚公爵小姐和娜塔莎都在他跟前。“过去了？！”在他的躯体一动不动并且冷却了几分钟之后，玛丽亚公爵小姐说道。娜塔莎走过去，向那双不动的眼睛俯下身去，急忙阖上了它们。她没有亲吻那双眼睛，而是伏身在他的躯体上，心想：“他到哪里去了？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娜塔莎和玛丽亚公爵小姐哭泣了，她们哭泣是由于面对死亡的奥秘而产生的虔敬的感动，死亡的奥秘简单而又庄严。

    使安德烈死去的原因是战争。皮埃尔面临的则是另一种集体的“合法杀人”——死刑。他在莫斯科大火中被误当作纵火犯，后经达乌元帅简单审讯、对进来打断的副官说了句什么即被押走，皮埃尔这时以为自己已经被判死刑了，脑子里只有一个思想：究竟是谁，最后是谁判决他的死刑？不是委员会里审问他的那帮人：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愿意、而且显然不可能这么办。也不是达乌，他是那么富有人情味地瞧着他。只要再等一分钟，达乌就会明白他们是在做蠢事，但是这一分钟被走进来的副官搅和了。这个副官看来也并不是想使坏，但是他本来是可以不进来的。究竟是谁处决、杀死、夺走那满怀回忆、志愿、希望的他皮埃尔的生命呢？这是谁干的呢？皮埃尔觉得并没有具体的那一个人一定要这样干。

    和个别人的谋杀犯罪不同，这样的合法处死和更大规模的集体杀人（战争）的根源是制度，是各种情况的汇合。是一种制度要杀害他的生命，剥夺一切，把他消灭掉。同样，这一机器也要杀死其他许许多多的人们。

    皮埃尔被押往枪毙的地点——一个菜园子里。和那些同样忙乱和草率地被判决的人们一起，一次两个地被带出来枪毙，头两个人只用眼睛默默地、枉然地寻求保护，显然不了解也不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他们不能相信，因为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生命对他们有什么意义，所以他们不了解也不相信生命可以随意被人夺去。皮埃尔觉得，在所有俄国人、在法国士兵和军官脸上，没有一个例外，他都看到和他内心所感受的同样的惊悸、恐怖和斗争。“这事究竟是谁干的呢？他们和我一样感到痛苦。究竟是谁？究竟是谁？”皮埃尔排在第六个，但这一次只带一个出去，他看着那个年轻工人喊叫着被带到柱子前，到了柱子那里突然不叫了：他掩上衣襟，用一只光脚搔搔另一只光脚。开枪了，皮埃尔看见那个工人突然在绑他的绳子上坠了下来，身上只有两处露出血来，士兵们笨手笨脚地慌忙把尸首拖到柱子后面，推到坑里。“显然，大家都确切地知道，那些人是罪犯，他们是在掩盖犯罪的痕迹”。最后所有人都低着头，沉默不语地离开。

    皮埃尔随即被送往战俘营，在那里他悟出了一个道理：人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幸福，而幸福就在他本身，幸福在于满足人的自然需要，而一切不幸并不在于缺少什么，而在于过剩。在三个星期的押解途中，他又悟出了一个新的、令人欣慰的道理：世上没有什么特别可怕的事。世上没有哪个环境中人在其中一定能过得幸福和完全自由，也没有哪个环境中人在其中一定会过得不幸福和不自由。痛苦有一个界限，自由也有一个界限，而这两个界限又非常接近；他现在为睡在光秃的湿地上感到苦恼，而另一个人也可能会为他的锦绣衣被折了一个角而感到苦恼。他也懂得了一个人身上所具有的顽强生命力和自救力量。多少次，他以为明天自己冻坏的双脚再也无法走路了，但第二天他又一瘸一拐地走了起来，慢慢地甚至不觉得疼。

    在俘虏营他还遇到了一个普通俄国士兵普拉东•卡拉塔耶夫。他长得圆滚滚的，成天乐呵呵的，从不抱怨，好像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疲倦和病痛。他对所有的人和事情似乎都情投意合，但并不眷恋什么。他在被押解途中的一个晚上讲了一个故事：一个规规矩矩、敬畏上帝的老商人被错判杀死同伴而流放做苦役，一天大家都讲述自己的犯事，老人哭着说了自己的冤屈。听者中恰好有一个真凶，听了心感到刺痛，于是跪倒在老人面前，说“你是为我遭的罪”，并向官府自首了。沙皇下令平反，公文下来到处找那个老头，找来找去，最后发现他已经死了。这个故事皮埃尔其实熟悉，使他感到惊奇和神秘的是普拉东•卡拉塔耶夫讲述它时的那种始终挂在脸上的极大的恬静和欢喜。第二天早上，皮埃尔发现普拉东•卡拉塔耶夫不肯走了，他靠着一棵白桦树坐着，脸上露出欢喜、感动和恬静、庄严的表情。不久，从后面他坐着的地方响起了枪声。皮埃尔想到：“生命是一切。生命就是上帝。一切都在变化和运动，这个运动就是上帝。只要有生命，就有感应神灵的快乐。热爱生命就是热爱上帝。而比所有一切都更困难但也更幸福的就是：在苦难中，即便在无辜的苦难中，也热爱这个生命。”

    皮埃尔被游击队救出来了，治疗了三个月。他觉得，没有了使他苦恼的妻子和法国人，活着是多么好、多么美妙啊。先前一直使他苦恼的，他经常寻找的东西——人生的目的，现在对他来说已不复存在了。因为他觉得这个人生的目的现在没有，将来也不可能有。正是因为这个目的的不存在，才给了他完全的自由感，而这时他的这种自由感就是他的幸福。他不能有目的，因为他现在有了信仰，不是信仰某种制度，或言论，或思想，而是信仰一个活生生的可以感知到的上帝。他在以前是抱着他给自己提出来的一些目的去寻求上帝的。可是，他在被俘期间突然认识到，上帝就在眼前，就在这里，它无所不在。他认识到，在普拉东•卡拉塔耶夫心目中的上帝比共济会会员们所承认的造物主更伟大、更无限、更高深莫测。他觉得像一个人极目远眺，结果却在自己的脚跟前面找到了他所要寻找的东西，他觉得他就是这样的人。现在他已经学会在一切东西中看见伟大、永恒和无限了，因此，他欢欢喜喜地看他周围那永远变化着的、永远伟大的、不可思议的、无限的人生。他看得越近，他就变得越平和，越快活。原先曾毁掉他的全部精神支柱的那个可怕的问题：“为什么？”现在对于他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对“为什么？”这个问题，在他心中常常准备了一个简单的答案：“为什么？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

    无论如何，皮埃尔的生活和性格由此有了改变。外表他和先前差不多，心不在焉，好像所关心的不是眼前的事，而是他自身的某种特别的事情。从前，他虽然显得是一个善良的人，然而，却是一个不幸的人；因此，人们总是远远地躲着他。可是现在，他的嘴角经常挂着人生欢乐的微笑，眼睛里闪着对人同情的亮光。只要有他在场，人们都感到愉快。从前，他一说起话来总是滔滔不绝，慷慨激昂，只顾自己说，很少听别人说话；现在他善于听人家说话，因此人们也乐意把最秘密的心事告诉他。他能理解和欣赏别人灵魂中的优秀品质，乃至常能唤醒和引发这种优秀品质。他也承认每个人都能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思索、去感觉和去观察事物；承认不可能用语言来改变一个人的信念。这一点博得了所有人的普遍好感。这种人的多元性在以前曾经使皮埃尔激动和恼怒过，而如今却成为他能同情别人和激起兴趣的一种基础。人与人相互之间在生活中的观点不同，甚至于观点完全相反，这使皮埃尔感到高兴，使他显现出嘲讽的、温和的微笑。当同伴一路上不停地抱怨俄国比欧洲穷、落后、愚昧无知，觉得到处死气沉沉，而皮埃尔却在漫天大雪中，在这一望无垠的大地上看见了非常强大的生命力。但他并不去反驳。在一些实际的问题上，皮埃尔现在也出乎意料地感到自己对遇到的事情有了主见，他对金钱问题仍然像以前一样漫不经心，但是他现在明显地知道什么事情是应当做的和不应当去做的。他学会了拒绝。

    他和娜塔莎的重获自由，还使他觉得自己有了获得她的爱情和缔结婚姻的希望。在这一时期，他觉得，不仅对他一个人，而且对整个世界来说，人生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他的爱情，在于她能不能爱他，有时他甚至觉得所有的人所忙的就只有这一件事——就是为他俩的未来幸福而奔忙。所有的人都被他的光辉照得通体透亮，不管遇见什么人，他立刻毫不费力地从他们身上看出一切好的值得爱的东西来。皮埃尔后来经常回忆在这一段时间里幸福的狂热。但他认为，在这一段时间里所形成的对人们和对环境的见解，永远都是正确的。皮埃尔的狂热就在于，他不像以往那样，一定要在人身上发现他认为人应具有的优秀品质时才爱他们；现在他的内心是充满了爱，他在无缘无故爱人们的时候，总能找到值得他爱他们的无可争辩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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