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历史与生命——重读《战争与和平》

战争、历史与生命——重读《战争与和平》

    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一出来就被同时代最优秀的同行认为是世界文学经典。它想不是都不可能。屠格涅夫说，此书一出，作者“在公众的心目中便占据了首屈一指的地位”。福楼拜说：“这是莎士比亚，是莎士比亚！”——尽管托尔斯泰很不喜欢莎士比亚。以后即便作者自己思想转辙，自我贬低自己的文学成就也否定不了这部杰作。伯林说托尔斯泰是想做刺猬的狐狸。更具体一点，我们也许可以说，他早期是不折不扣的狐狸，晚期则想做一只大刺猬；他在文学尤其在小说中一般都表现得像狐狸，而在政论中则像刺猬。《战争与和平》大概是他长篇中最具狐狸气味的一部作品。

    《战争与和平》描写了俄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场战争，也是对十九世纪的欧洲乃至那时的世界来说最重要的一场战争。这就是俄法之间的战争：从1805年的俄奥联军对法国的战争，到1812年俄罗斯对法国的战争。尤其是1812年的战争，构成一个历史的转折点。1789年的巴黎发起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拿破仑则在客观上以武力输出这革命，普及这革命——托尔斯泰称之为“自西而东的民族运动”。但是，这一“马背上的世界精神”在俄罗斯遇到了第一次重大的失败，他开始走下坡路。1815年“滑铁卢”一役后拿破仑最后退出历史舞台。这时他才四十六岁。他在圣赫勒拿岛被幽禁的日子里写道，远征俄国的战争假如取胜，欧洲本来可以很快“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有“一个共同的祖国”，“我要会同我的儿子掌管帝国政治；我的独裁要结束了，他的宪政要开始了”，法国的国界将永远不变，但“巴黎将要成为世界的首都”。这自然可视作一个失败者自我转圜的说法。但也还是可以假设，如果拿破仑的法国没有失败，欧洲将会怎样？今天的世界又将会怎样？就像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人们也可能问，如果希特勒的德国没有失败将会怎样？历史是否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可能性？

    俄法战争胜利后，此时还不到四十岁的俄罗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以主角的身份进入欧洲舞台——那也是当时世界的主要舞台。欧洲进入了他发起和主导的神圣同盟的“秩序”，这一秩序是对法国革命和群众运动的反动——托尔斯泰称之为“自东而西的相反运动”。它是反动的，但这一运动却给欧洲带来了一个世纪的大致和平，一直到1914年。俄罗斯在十九世纪看来扮演了一个保守和稳定的角色，而它在二十世纪则将要扮演一个革命和激进的角色。生活在这世界上最广袤也相当寒冷的一块土地上的一个民族的精力看来必须释放出来。这种力量不仅是来自它的广袤和气候，更来自它的一种独特的精神信仰力量。俄国革命似乎是法国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如此看来，1812年的战争就不是很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了。从战争的角度看，更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就有可能还是别的战争，比如科耶夫就认定是“耶拿之役”。苏联在二十世纪中的巨大力量和影响的确使人们一度要将1812年到1815年开始的十九世纪欧洲历史只是看成一段曲折，但世纪末的变化又使我们不敢完全肯定地作此断言。

    当然，我们这可能只是在考虑大陆，我们暂时忽略了海洋，我们暂时忽略了拿破仑心中一直耿耿于怀的、法国西面的英国。在欧洲大陆之西那时还有一个海洋性的、但也许因此更具世界性的英帝国，而更遥远的西面还有当时正在悄悄准备崛起的美国。我们今天也可以在某种意义上将美国称之为“帝国”了。它可能还是人类有史以来力量最强大和影响最广泛的“帝国”。而二十一世纪将会发生什么？今天如日中天的、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是还要“继续升起”还是即将“夕阳西下”？俄罗斯是否还能够在新的世纪里复兴，乃至重执世界的牛耳？而惟一拥有连续的三千年文明传统的中国又是否能够全面复兴，乃至获得如黑格尔所说的“世界性民族”的引领地位？还有试图整合以在某种程度上恢复昔日风光的欧洲、由信仰和文明建立起某种联系的伊斯兰世界，以及东亚等地区的未来变数等，都值得我们深深思索。

    《战争与和平》不愧是一部宏伟壮丽的史诗，它不仅描写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一场战争，它还唤起我们对民族和世界历史的浓厚兴趣，唤起我们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深切关怀。这是任何专门描写和研究战争的论著代替不了的。而作为一部伟大而深刻的文学作品，它还是任何学术论著代替不了的，因为它还是一部人们心灵的史诗，一部生命的史诗。我们在这里不仅看到了战争和民族的历史，还看到了在战争与和平的转换中活生生的人和他们的心灵，看到了他们深深的渴望、痛苦、欢乐和追求。今天几乎所有学术的论著都是题目有限的、分析的，因而也是片段的；而它是综合的、完整的。战争构成了历史的突出节点，而历史则不过是人的生命的展现。三者的核心是人的生命：肉体的和精神的生命。下面我仅就战争行为的伦理、历史的法则与责任，以及面临死亡对生命的认识来思考其中提出的困难问题。我在前两点上也许与作者还在某些问题上有异议，而在最后一点上则不可遏止地被其所吸引。

一

    在莫斯科城西的波罗底诺战役前夕，安德烈公爵遇到了来前线闲逛的皮埃尔，他对皮埃尔说：不管《提尔西特和约》是怎么规定对待战俘的，如果我有权的话，我要做一件事，我不收容俘虏，而是要处死他们。其理由是在他看来，俘虏应当是骑士，只有作为骑士的对手才配作为俘虏。而法国人则是罪犯，“他们抢劫别人的住宅，发行假钞票，最可恶的是屠杀我的孩子们和我的父亲，同时大谈什么战争的法则和对敌人的宽大”。而皮埃尔也赶紧说，他完全赞同安德烈的意见。

    杀死战俘！这会是骄傲的、极其珍视军人荣誉的安德烈说的吗？难道敌人一进国门就把什么都改变了？以前他可也说过，即便拿破仑打进俄罗斯、打到他家乡他也不管。他是认真的吗？而且，他自己说的1805年的经历也不对，1805年法军可是好好待了他的，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中他受了伤，倒在战场上奄奄一息，被拿破仑亲眼看到，马上叫人救治，很快又释放回乡。那他为什么说这些话？而且，看来他总是当着皮埃尔说这类“疯话”。他跟皮埃尔说永远不要结婚；跟皮埃尔说永远不要去解放农奴，不仅实际上解放不了，而且解放他们就是害他们；为什么他喜欢和皮埃尔说这些话？

    是的，说那些话都是在他心情恶劣的时候。他是面对他最好的朋友。这次也是一样，他和娜塔莎解除婚约后正万念俱灰。安德烈这样说可能只是表示一种态度，是爆发出一种强烈的情感——表面上看是一种对祖国正被侵略和蹂躏的强烈情感；深处还有一种自己极度的心灰意冷突然转成愤怒的情感。皮埃尔是他最好的朋友，他习惯在他面前说出自己最恶劣的心情和最隐秘的思想。

    但作者让自己的正面主人公安德烈这样说，是不是还有别的意思？而且作者在自己的直接议论中也同样说出了类似的轻视战争行为伦理的意见。他看来赞许库图佐夫默认军队抢劫的做法：“既然劈木头，难免木片飞。”他直接发表意见说，1812年的俄法战争就像两个持剑的人按照剑术的全部规则进行决斗，忽然有一方觉得自己受了伤——他知道这非同小可，是性命攸关的大事，于是扔掉剑，顺手抄起身旁的一根棍子挥舞起来。要求按照击剑规则来决斗的是法国人；把剑扔掉而抄起棍子打的是俄国人，而那根棍子就是人民战争。“拿破仑感到这一点，自从他在莫斯科摆出正确的击剑姿态，他看到的不是剑，而是对方将一根木棍高举在他的头上，他便抱怨库图佐夫和亚历山大皇帝，说这场战争违反了一切规则（就好像杀人也有什么规则一样）”。中国的孔子说：“杀人之中又有礼焉”，许多人，尤其骑士和贵族军人们也认同这样的思想，而托尔斯泰似乎是怀疑的、甚至不屑一顾的：“就好像杀人也有什么规则一样。”杀就杀呗，管它怎样杀的。

    但说归说，做归做。书中的俄军并不杀俘虏。即便有的俄方游击队首领不愿保留俘虏，一般也还是遵守了不杀的原则。书中的好少年彼佳甚至表现了对法军少年鼓手被俘后强烈的同情。法军亦然。后来皮埃尔也进了战俘营，虽然法军在从莫斯科逃跑后一路上枪杀过不能再走的俘虏，但那是逃跑溃败之军所为。以上安德烈所提供的杀俘的理由类型大致是“对等的理由”，或者说是“以牙还牙”或“以恶报恶”的理由。但与书中的描写显然矛盾。杀俘坑降无疑与人们的生命本能相忤，也与军人的勇敢和荣誉无缘，因为这时是面对即便可恨但也可怜的人们，是面对已经被解除武装、已经失去战斗力的人们。安德烈这样说，但自己其实也不会这样做。那么，安德烈为什么要这样说？作者为什么要让自己的书中出现这样的矛盾？这样说的意思是什么呢？

    安德烈提出的第二个、也是更一般的轻视战争规则的理由是：战争就是战争。战争本身是残酷的、毫不留情的。他继续对皮埃尔说，现在我们在战争中奉行的——诸如宽大为怀之类，简直令人作呕。这种宽大和同情类似千金小姐的宽大和同情，她一看见被宰杀的牛犊就会晕倒，她是那么慈善，见不得血，但是她却津津有味地蘸着酱油吃小牛肉。我们谈论什么战争法、骑士精神，对不幸者的怜悯等等，全是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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