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游记二则》之晚游六桥待月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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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游记二则》之晚游六桥待月记

袁宏道

　　西湖最盛，为春，为月。一日之盛，为朝烟，为夕岚（山间雾气）。今岁春雪甚盛，梅花为寒所勒（制约），与杏桃相次开发，尤为奇观。石篑数为余言，傅金吾园中梅，张功甫玉照堂故物也，急往观之。余时为桃花所恋，竟不忍去。湖上由断桥至苏堤一带，绿烟红雾，弥漫二十余里。歌吹为风，粉汗如雨，罗纨之盛，多于堤畔之草，艳冶极矣。然杭人游湖，止午、未、申三时，其实湖光染翠之工，山岚设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舂(chōng夕阳)未下，始极其浓媚。月景尤不可言，花态柳情，山容水意，别是一种趣味。此乐留与山僧、游客受用，安可为俗士道哉!

《满井游记》鉴赏

郗仲平

　　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袁宏道再次做官，任顺天府教授，终日又得和拜谒酬答打交道了，这使他颇感苦闷，更使他感到苦闷的是有政见却得不到申诉。好在袁宏道所担任的职务比较清闲，有空暇游览北京附近的名胜古迹。《满井游记》就作于此时。

　　满井是北京东北郊的一口古井，“径有五尺余，飞泉突出，冬夏不竭。好事者凿栏以束之，水常浮起，散漫四溢。”满井因此而得名。袁宏道向来是弃尘世、近山水；官场不得志，就愈加寄情于山水，所以，在春寒料峭的时候，他便兴冲冲急匆匆走进大自然。“夫能不以游堕事，而潇然于山石草木之间者，惟此官也”，作者自表的自得掩饰不了他失意的郁闷。这次做京官，前前后后不过两年，袁宏道又称病辞职，居闲达六年之久，再次开始他的漫游。

　　《满井游记》是一篇典型的山水小品，文辞清丽而简洁，抒发主观感受融于叙事写景之中，结构松散自由，处处照应很像楔子把文章组接得规矩自然。尽管通篇并无多少博大的社会内容，不过表达了一种封建士大夫的闲情逸致，但公安派推崇李贽的“童心说”，主张“直写性情”的文学主张，在这里得到了印证。

　　作者在记叙出游满井之前，先用烘托、反衬的手法，勾画出北国的早春：“余寒犹厉，冻风时作，作则飞沙走砾，”一笔带出燕地的特征。花朝节也称百花生日，指农历二月十五，也有人说是二月十二，还有人说是二月初二。在这个季节里，人们应该踏青了，可是，人们出门走不了多远便被风寒阻截而归，只好闷闷不乐地瑟缩在斗室内。这些内容看似信手写来，既未言及“满井”，又未见一丝游踪。从全文结构来看，这一段却是极必要的铺垫，作者欲扬先抑，欲进先退，把那种迫切渴望出游的心情暗示给读者；同时，又向读者交代了出游的时间，作者所处的地点。下文也就给人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真是出手不凡，极其经济的一笔。

　　“天稍和”与“余寒”相应，是写天气的变化，也是写作者心绪的解冻。“偕数友出东直，至满井”，连用三个动词组成一个连动式句子，单刀直入，点明游玩所在，准确地表达出作者那种兴奋惬意的心情。“高柳夹堤，土膏微润”，与上文“飞沙走砾”相呼应；“一望空阔，若脱笼之鹄”，与上文“局促一室之内，欲出不得”相呼应。还未写春，读者已感悟到了融融春意，至此，读者大悟作者铺陈的匠心。作者以展翅翱翔的鸿鹄自比，形象地写出了自己远离尘世，远离官场的“心近狂矣！痴矣”！作者心情愉悦，所以，他笔下的万物都是美好的：水像乍出匣的明镜；山像刚梳洗过的美女。这里的连续作比不仅抓住了山水的形似，而且抓住了神似，唤起了读者更广泛的联想。后人曾这样评价过袁宏道的山水小品，“往往花有人的容貌，柳有人的感情，山有人的体态，水有人的情意。”的确如此，融进作者感情色彩的自然景物分外动人：“柳条将舒未舒，柔梢披风。麦田浅鬣寸许。”垄上的麦苗出土不久，随微风摆动，那麦田竟然像飞驰的骏马，多么神奇的比喻呀，反衬出作者的匆匆步履，真令人拍案叫绝。“柔梢”“寸许”，看来是作者信笔写实，把握全文就会发现，这和前面写河水“始解”，其波光“乍明”，就像镜子“新开”，其光泽“乍出匣”；写山峦像美女刚刚洗过脸，“而髻鬟之始掠也”一样，都是通过生动的描述，来抓住初春特征的，而在“余寒”“稍和”上大作文章，为的是暗示自己的心迹。

　　下面，作者由物及人，写起了那寥寥可数的游客：有的掬泉水煮茶；有的边饮酒边唱歌；有的红装素裹骑驴缓缓而行，男男女女，有动有静，声色兼备，形态各异，好一幅早春郊游图！“风力尚劲，然徒步则汗出浃背。”很自然地从写他人，回到写主观感受，直观地写出早春的特征：寒中蓄暖。恰如古诗所云：“二月春风似剪刀。”尽管扑面的春风还带着残冬的威力，但毕竟剪出了满目春色。继而，作者又由人及物，写起了山水间的飞禽游鱼。令人惊叹的是，作者笔下的动物也通人情，“悠悠自得”，“皆有喜气”，这与其说是写客体，不如说是写主体，面对大自然的盎然生机，作者又怎能不“近狂矣！痴矣”！自然与人出神入化的和谐，作者又怎能不更加厌恶官场尔虞我诈的社会呢？

　　本文以议论作结，言明自然未尝没有春色，只是“局促”之人不知道春在哪里罢了。作者好似还未尽意，又补上一句，以表明自己和庸俗之人的区别，“惟此官也”的“惟”颇有独傲自慰的味道。最后一句，看似闲笔，作者不过交代了为什么作此文，这是游记的通常写法。透过文章的表层，走进作者的内心世界就会发现，这个“近”指的并不完全是可见的两地间的距离，还有作者心灵与自然的贴近。作者在官场感到孤独，大自然却给他以慰籍，山水鱼鸟都成了他的知己，于是，在记游之后，作者又借题发挥，抒发了物我交融的感受。（选自《古代散文鉴赏词典》）

三袁与“公安派”

　　明代文学家中对前后七子复古主义批评较为深刻的，是万历年间的“公安派”。由于其代表人物袁氏三兄弟系湖北公安人，故得此名。

　　公安派的主将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号石公，著有《袁中郎全集》；其兄袁宗道（1560—1600），字伯修，著有《白苏斋集》；其弟袁中道（1570—1623），字小修，著有《珂雪斋集》。《明史》皆有传。

　　公安派对七子复古有较深刻的批判。袁宏道指出：“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时使之也。……夫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袭古人语言之迹，而冒以为古，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也”。（《雪涛阁集序》）在批判拟古的同时，三袁还曾提出诗文应以表现“性灵”为主的主张。

　　公安派的代表作品是袁中郎的尺牍、游记等杂文小品。这类作品最能表现他们的闲情逸致。作者有些山水游记如《雨后游六桥记》、《满井游记》等，都是追求闲适的作品。

　　但袁氏兄弟的文章也不尽如此，例如中郎有《监司周公实政录序》、《送江陵薛侄入觐序》诸作，便是关心天下治乱、而且反对宦官专政的。

一个归隐者的自白

梅桑榆

　　在历史的长河中，为谋取一官半职而殚精竭虑，沤心沥血，甚至蝇营狗苟者，如恒河沙数;而有做官之机不愿做官，或已做官者，视乌纱如桎梏，弃印绶如敝屣者，则寥若晨星。在这些寥若晨星的人物中，恐怕要数陶潜最为有名，因为他具有隐士与诗人的双重身份，他不仅以“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骨气而名传千古，而且以不朽的诗篇光耀千秋。然而遗憾的是，这位杰出的田园诗人对他为何毅然辞官归隐的原因所谈甚少，他只是在《归去来辞》里写道:“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帐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才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这段“心理独白”，不仅对“心为形役”的官场生涯缺乏具体的描述，对辞官的原因，说得也过于简约。直到一千多年后，一个同是任县令之职的人，才以他的生花妙笔，具体而又形象地刻划了做官的苦处，详尽地诉说了他为何辞官归隐的原因。此人便是明代文学家袁宏道。

　　袁宏道，字中郎，号石公，公安(今属湖北)人，与其兄宗道，其弟中道，在思想家李贽的影响下，创“公安派”，以“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为宗旨，倡导文学解放运动，号称“公安三袁”。袁宏道是明代最富个性和独创性的作家之一，其小品文最为精妙，并且以尺牍大师享誉文坛。明万历二十三年，27岁的袁宏道出任吴县县令。上任之初，他颇有几分得意，以为从此可以悠游于太湖风光、苏州美景之间，自在地享受山水茶酒的闲情逸致。然而他很快就发现官场生活与自己所想象的生活大相悖离。于是他开始不断写信给友人，诉说做官之苦。他在给友人丘长孺的信中写道：“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苦哉!毒哉!”拜迎上官，自己这个一县之长成了奴才；接待过往的公差，自己又如娼妓一般，不论对什么人都要笑脸相迎，而且要论人对汤，看客上菜，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治理银库粮仓，自己又要像老看守一样细心周到?此外， 自己还要像老保姆一样苦口婆心地去向百姓宣传政策，晓之以理。这对那些一入官场，便如鱼得水的人来说，当然不算回事，但对洒脱狂放的袁宏道来说，真可谓“苦哉!毒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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