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正德十三年（1518)，王阳明任南赣巡抚，在镇压农民起义之后，令各县立社学，加强伦理教化，维护封建统治，特根据《白鹿洞书院揭示》的精神，订立了《训蒙大意》和《教约》，合称《社学教条》。规定“今教童子，惟当以孝梯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王文成公全集·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每日功夫，先考德，次背书诵书，次习礼或作课仪，次复诵书讲书，次歌诗，凡习礼歌诗之类，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乐习不倦，而无暇及于邪僻。教者如此，则知所以施矣”。并说：“虽然此其大略也，神而明之，则存乎其人”（《王文成公全集·教约》），起到熏陶人的作用。这个《教条》，虽然是以强化封建伦理为宗旨，但其中某些教育方法，如要求注意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反对“鞭挞绳缚”的体罚方法，要求注意日常的品德检查，以及分班授课等，反映了教学方法上的发展，仍有可借鉴
之处。
正德年间（1506-1521）江西提学副使高贵亨，到白鹿洞巡视，曾立《洞学十戒》（李应升《白鹿洞书院志》卷八）。
其内容为：
一曰立志卑下。谓以圣贤之事不可为，舍其良心，甘自暴弃，只以工文词、博记诵为能者。
二曰存心欺妄。谓不知为己之学，好为大言，互相标榜，粉饰容貌，专务虚名者。
三日侮慢圣贤。谓如小衣入文庙及各祠，闲坐嬉笑，及将圣贤正论格言作戏语，不盟栉观书之类。
四曰陵忽师友。谓如相见不敬，退则低毁，责善不从，规过则怒之类。
五日群聚嬉戏。凡初至，接见之后，虽同会，亦必有节，非同会者，尤不可数见。若群聚遨游，设酒剧会，戏言戏动，不惟妨废学业，抑且荡害性情。
六曰独居安肆。谓如日高不起，白昼打眠，脱巾裸体，坐立偏玻之类。
七曰作无益之事。谓如博弈之类。至于诗文，虽学者事，然非今日所急，亦宜戒之。
八曰观无益之书。谓如老庄、仙佛之书及《战国策》、诸家小说，各文集，但无关于圣人之道者皆是。
九曰好争。凡朋友同处，当知久敬之道，通财之义。若以小忿小利辄伤和气，与途人无异矣。
十曰无恒。夫恒者，人圣之道。小艺无恒，且不能成，况学乎！在洞生儒，非有急务，不宜数数回家。及言动课程，俱当有常，毋得朝更夕变，一作一辍。
“十戒”对生徒中的一些不好现象，如不愿学习圣贤，吹牛皮，图虚名，师友之间不尊敬，群聚玩耍，喜睡懒觉，作无益之事，读无益之书，读书没有恒心以及朋友相处不友好等等都进行了批判，作为要戒之列。
明万历十七年（1589），江西提学金事朱廷益又与南康知府田溶聘请南昌名士、布衣章演主持白鹿洞书院。章演，又名斗津，字本清，南昌人。一生以创办和振兴书院为己任。他在白鹿洞书院制订《为学次第》八条（毛德琦《白鹿洞书院志》卷六）。其内容为：
一、学以立志为根源。他认为：“此志一立，此心恒存，一日千里，谁其御之？一念万年，谁其夺之？贯金石，通鬼神，树不朽事业，而无吞所生矣，不亦伟然大丈夫哉”。以说明“立志”的重要。
二、学以会友，辅仁为主意。他认为“志仁在己，辅仁在友。反而思之，平日志气，果专在求仁，不以纷华美丽荡心，不以科名得失易念，不以人言毁誉动情否乎？”说明“仁”对人的重要。
三、学以致知格物为人路。他认为：“玩圣经一篇，岂有二知，岂有二物哉？盖天下、国家、身心、意知、一物也。虽云为物不成，其实物有本末。虽云万物咸备，其实天则秩然。凡知止，知本，知所先后，皆此物也。’，说明“致知格物”的关系。
四、学以戒慎恐惧为持循。他认为，“能戒慎，则精神敛于隐微独觉之内，惟精惟一俨然上帝之汝临，无忌惮，则精神逐于耳目见闻抹，愈浮愈荡，且不自觉其灵明之日丧也。即读书作文时验之，念驰则气昏，气昏则灵机窒塞，故记诵易忘，而词亦不达矣。可不慎哉。”说明“戒慎恐惧”的心理关系。
五、学以孝弟谨信为实地。他认为，“盖孩提莫不知爱，莫不能爱：率此知能之良以孝其亲，不过取诸吾性之仁而自足也。稍长莫不知敬，莫不能敬，率此知能之良以弟其长，不过取诸吾性之义，而目足也。’，说明“孝弟谨信”之重要。
六、学以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为检察。他认为，“善无穷尽，人多过差，忿心难除，欲念易动。”所以他要求人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七、学以尽性至命为极则。他认为：“孔子自志学至从心所欲不逾矩，其尽性至命，信万世之楷范也”。他要求都向孔子学习“学以尽性至命”。
八、学以稽古穷经为微信。他认为“仲尼至圣，犹韦编三绝，好古敏求，四教四科，未尝废文学也。”提倡，’稽古穷经”。
章潇的＜为学次弟》八条，实质还是要人们“穷经稽古”，习儒家的经典，以为修身处事之要。
天启二年（1622），南康知府袁惫贞请推官李应升主洞事，并提出了《洞规》，现尚存四条（李应升《白鹿洞书院志》卷六）。
一、穿窬之心，士所宜亟去也。诗家论“三偷”之中，偷语最为钝贼，其次为偷意，其次偷势。夫文亦然。一题有一题之文，一人有一人之文，先辈名家已是糠秕刍狗，矧坊刻恶滥，连篇直书，拾残唾以涂眉，认尘羹为旨脔，彼此争剽而互夺，生机埋杀于纸刀，四端俱绝在穿窬下矣。有犯此者，墨其面，而移之郊。
二、狭邪之游，此中绝少，饮博之习，似亦无多。惟是分金块肉，微利所归，动辄鼓唇，居间往来说合。肺肠一秽，荆棘丛生。诸士既有志洞中，其以清心听水观山，沉思默想，泉声松韵，点点文心，白石寒云，头头是道。毋以米盐鸡盘扰清夜之魂，毋以簧舌笔刀张白日之械。其有一语关白，假公说私者，斥出会外，仍纪三等簿，以创其败群。
三、文无高下，几行即佳；妙旨难言，多作自遇。今一月止初二、十六两会，抒写几何。窃恐常业多荒，文心易断，因立小会，以二、六为期，即以大会一二名轮为会长、副，执笔评次，转送本县复阅。若会长、副拘情阿澳者，罚。诸生气骄心昧，以涂抹后言者，斥。
四、洞中一椽一木，俱关先贤遗泽。昔郭有道夜宿逆旅，明旦必洒扫而去。古人用心为此，诸生习业斯洞，务扫泉亭之落叶，远书舍之鑫烟，倘有秽污，山灵厌汝。
李应升的洞规对抄袭别人的文章，饮酒，赌博不良的习气，文会的会风以及书院的卫生都提出了一些规定，以使生徒养成一种良好的学风。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江西巡抚安世鼎，提学道高演，分巡道查培继等委南康知府周灿重修白鹿洞书院。二十四年（1685）礼聘南丰汤来贺主洞事（汤来贺，字佐平，号惕庵，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汤来贺到书院时，年已80岁，他为了教好生徒，提出了《学规》，共七条（毛德琦《白鹿洞书院志》卷六）：
一日专心立品。他认为：“君子，小人之分，邪与正、义与利而已。夫人不人于正，即人于邪，不喻义，即喻于利，人禽之殊，在几希也。”说明人的品德的重要。
二日潜心读书。他认为：“载籍极繁，自以（四书》（六经》为准。然必旁通遍览，而后足以助学识，广见闻。”要求不仅要读《四书》《五经》，还要读一些其他有益的书刊。
三曰澄心烛理。他认为：“夫烛理既真，则凡事有所有操持，异端不得而惑之，荣辱不得而挠之，吉凶祸福不得而撼之。非力行之君子，其孰能与于斯哉！”说明明确了“理”，什么都不可能动摇。
四曰虚心求益。他认为：“学海无涯，不集众思，无以广益也。”要求集思广益，多多征求别人的意见。
五实心任事。他认为：“思胞与之同量，则天下苍生之事，皆吾儒之责任也。有此实心，斯为有用之实学。他日出而为国必有功效之可传矣。”他要求任何时候都要想到国家大事，这样真正为国家做事的时候，才能真正担负起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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