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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洞书院学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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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洞书院学规

书院的学规,是书院师生必须遵守的基本章程。

白鹿洞书院的学规,最初没有明文规定,直至朱熹订立《白鹿洞书院揭示》,条文也比较抽象概括。以后历代陆续补充,有的汀得比较详细,有具体的细则,尤其是对生徒品德修养和生活起居方面的要求,规定得十分明确。在白鹿洞书院的历史上,除了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之外,还有《胡居仁规训》,《布衣章演为学次第》,《参议葛寅亮课语》,《主洞汤来贺学规》,《蔡宗充洞规说》,《主洞李应升洞规》,以及《督学王练戒勉》等等,不下二卜五六个之多,它们虽然都体现出忠于封建纲常的总精神,但又各有各的特色。

    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一方面是受到禅林讲学制度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我国古代教育经验的继承。周予同先生《中国学校制度》一书考证,佛教最盛行之时,每个寺庙就是一个佛学院,为了向佛徒传经布道,订有“清规”。唐代怀海禅师的《一百丈清规》,就

是一部成文的禅林法规。

    至于为学校专门制定的守则,我国古已有之,管子的《弟子职》就是一例。这个守则,不一定为管子手定,可能是战国时期的学者,根据当时官、私讲学经验写成的。它规定了学生应该遵守的学习和生活纪律,内容庞杂,不易记诵,朱熹为之写了注说(见《朱文

公文集读管氏弟子职》),并认为它只是“言童子人学受业事师之法”(《礼仪经传通解学礼》),即是一个小学生守则而已。

    《白鹿洞书院揭示》,是朱熹为了培养封建统治人才,而制定的大学教育方针和大学生守则。它包括的内容很广,提出了教育的目标、内容、为学程序、修身、处事和接物等一系列纲领。其本文为: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学之之序,亦有五焉,具列如左: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右为学之序。

    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具列如左: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右修身之要。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右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右接物之要。”

    这个简短的学规,集儒家经典成语,便于学者记诵。首先,它提出了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让学生明确封建纲常的“义理”,并把它见之于身心修养,以达到人人自觉维护封建统治的最终目的。其次,它要求学生按学、问、思、辨的“为学之序”去“穷理”、“笃行”。再次,它指明了修身、处事、接物之要,作为实际生活与思想教育的准绳。总的来说,它要人们知道封建伦理是“天理”,人性就是此理在人身上的察赋,封建道德伦理是永恒的神圣的,人们必须循此为学。

    对此,朱熹在学规文本之后,特地做了一番解释,说:“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今人之为学者,则既反是矣。然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深思而问辨之。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近世于学有规,其待学者为已浅矣;而其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复以施于此堂,而特取凡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条例如左,而揭之相间,诸君相与讲明遵守,而责之于身焉。则夫思虑云为之际,其所以戒谨恐惧者,必有严于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于此言之所弃,则彼所谓规者必将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诸君其亦念之哉!”(《朱文公文集·白鹿洞书院揭示》)可以看出,朱熹讲学或教人为学的目的,不是要人们学到杂乱的知识,写得出华丽的文章,借以沽名钓誉,谋取利禄,而是为了要人们按儒家经典,读书穷理,修己治人,成为地主阶级的忠臣孝子。他规定了封建社会“大学”教育内容的核心,是讲明封建道德的所以然,这既是教育内容,也是教育目的,把世界观、政治要求、教育目的与学习修养的途径融而为一。这种教育理论,以及由它引申出来的一些实际教学措施,对巩固封建秩序能起很大的作用。它出现之后,很快就成为南宋书院统一的学规,也是元明清各朝书院学规的范本,并影响到各级各类官学,成为封建社会后期办学的准则。明代大教育家王阳明虽宗“心学”,但也不能不承认,“夫为学之方,白鹿之规尽矣”(《阳明全书·紫阳书院集序》)。

    《白鹿洞书院揭示》是从过去的经书中提取的。五教之目出自《中庸章句·第二十章》“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日: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朱熹注曰:“孟子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为学之序,出自(中庸章句第二十章》“博学之,审间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出自《论语·卫灵公第十五》。接物之要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自《论语·颜渊第十二》,“仲弓问仁。子日:‘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出自《孟子·离娄章句上》,“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皆反求诸已,其身正而天下归之。”,

    作为“学规”,朱熹及其弟子并不是把它作为空洞的教条,教者和学者都努力按照“学规”的要求去做,教者为人师表,严格要求“为师者,能忠信笃敬,毫发无伪,训警恳至,语自肺腑流出,能致力于躬行实践,不专尚空谈,故人之感悟者亦倍深切”。(《增补宋元学案·慈湖学案·冯兴宗》卷74)教育学生时,针对每个学生的不同情况进行教育,弟子程允夫“少却玩味践履功夫”,朱熹即要求他“讲了便将来践履,即有归宿”(《朱子文集》上册卷二)。弟子方耕道是个“迫急之人”,朱熹即要求方耕道“于日用语默动静之间,立规程深务涵养,毋急近效,要以气质为功”(《朱子文集》上册卷二)。郑可学“受学于朱子,以票性卞急,力于惩忿,做工夫,久之,最得精要,面令问答,率前贤所未发,四方来学者,朱熹多使质正焉”(《宋元学案·沧州诸儒学案·郑可学》)。朱熹教好了郑可学的“急性病”,并充当朱熹的辅导教师。

    《白鹿洞书院揭示》自问世以来,一直作为封建社会教育的共同准则。朱熹的高足弟子刘偏,任国子司业时,上奏朝廷,“请刊行所注学庸语孟以备劝讲及白鹿洞规示大学”(《宋元学案·沧州诸儒学案·刘愉》卷69)。到宋淳佑六年(1246),“理宗诏颁《白鹿洞学规》于各州府县立石”。这样《白鹿洞书院揭示》便成为全国性的学校和书院的“教规”了。在此同时,一些朱熹的弟子及当时的学者也仿效《白鹿洞规》,制订了一些“学规”,有的全文照搬,按照《白鹿洞书院揭示》进行办学和管理书院。

    朱熹的门人程端蒙和其友人董株根据《白鹿洞书院揭示》制订了一个既能为书院生徒所应用又能为官学学员所接受的《学则》,人称《程董二先生学则》。这个学则和《白鹿洞书院揭示》一样,为明清两代的书院和官学学员所采用。其内容为:

    凡学于此者:

    一、必严朔望之仪:其日味爽,直日一人主击板。始击,咸起,盟漱总栉衣冠。再击,皆著深衣或凉衫升堂。师长帅弟子诣先圣像前再拜,焚香讫,又再拜,退。师长西南向立。诸生之长者,率以次东北向,再拜,师长立而扶之。长者一人前致辞,讫,又再拜,师长人于室,诸生以次环立,再拜,退,各就案。

    二、谨晨昏之令:常日击板如前,再击,诸生升堂,序立,侯师长出户立定皆揖,次分两序,相揖而退。至夜将寝,击板,会揖如朝礼,会讲,会食,会茶,亦击板如前。朝揖,会讲以深衣或凉衫,余以道服措子。

    三、居处必恭:居有常处,序坐以齿。凡坐必直身正体,毋箕踞倾倚,交胫摇足。寝必后长者。既寝勿言,当昼勿寝。

    四、步立必正:行必徐,立必拱,必后长者,毋背所尊,毋践闭,毋跋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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