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一面寻梦——愿现实如梦,“愿世界为她变好”;一面却清醒地意识到梦与现实间有着难以逾越的距离,深知旧梦难以重温,正如童年永不复返。他不愿遁入梦境。也许梦的位置只应深藏于心的最为柔软的一角(这一角由于平素冷枪暗箭相逼,由冰冷、坚硬的“铁甲”遮挡着,故常为研究者忽略);在现实中则不得不无情地打破心造的幻影。
前文曾论及《在酒楼上》与《祝福》的连通。由二作中复沓出现的“祝福”二字,可想见鲁迅应已产生如是的联想、如是的自省:《祝福》中凡夫俗子们买福礼、放爆竹、点香烟式的传统“祝福”形式固然纯属迷信;《在酒楼上》缘于那纯情女孩而生的用心的“祝福” ,与之虽有着本质的区分,又何尝就能轻信?于是“献礼”于顷刻间颠覆为“献祭”。阿顺死了,而她的妹妹——“长得全不像她姊姊,简直像一个鬼”一样的阿昭才是吕纬甫必须正视的现实。阿顺与阿昭、象与物、幻与真、旧梦与现实、正题与反题……重重悖论,反映出别一意义上的鲁迅意识的“复杂”(不止是前引林毓生之文所归纳的趋新与念旧的矛盾)。
阿顺之死又一次凸显了鲁迅那冷峻得近乎“残酷”的现实主义精神。他不仅没有一厢情愿地让游子与其“梦中的女孩”在故乡圆梦;更借吕纬甫的形似“随便”之举“无情”地戏谑了“旧日的梦”的化身:如果我们认同剪绒花的象征意义,那么赠于阿顺还是赠于阿昭则绝非无关紧要;一如哈姆莱特著名独白中的生存还是毁灭,“这可是个问题”!
尽管“实在不愿意送她”;但那花终于还是送给阿昭了。其心理心境无异于《孤独者》中“孤独者”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亵渎“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类的自虐、自戕。作者抉心自食,解构心象,以宣泄梦的面纱下那“无所不爱,然而不得所爱的悲哀”。——所谓蚌病生珠,那才是“梦中的女孩”的“真实性”蕴含⑨。
与吕纬甫送剪绒花给阿昭的“随便”适成呼应,阿顺之死小说何以处理得如此轻易?缘于作者深恐记忆中的女孩明净不再,重逢时如成年闺土那样不无隔膜地唤一声“老爷”?缘于“同我有关的活着,我倒不放心,死了,我就安心”,因此“得了谁的布施”,“祝愿她的灭亡”?⑩……我更倾向于作如是解:顺姑愈是稍纵即逝,便愈印证了她的梦幻性、彼岸性:她永远诉诸作者的心灵,可遇而不可求,可望而不可及,暗含着对至美的追求终是无望的恒长的悲凉。
注释:
①参阅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中“酒楼”、“迁葬”、“小兄弟”、“故乡风物”、“剪绒花”诸节,《鲁迅的故家》中“阿有与阿桂”一节,以及《<呐喊>索隐》篇。止庵编:《关于鲁迅》,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91-298页;89-90页;585-586页。
②“幻化”一词移自《朝花夕拾·小引》篇。笔涉故人旧事,鲁迅称:“带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但是我不能够。便是现在心目中的离奇和芜杂,我也还不能使他即刻幻化,转成离奇和芜杂的文章。”《鲁迅全集》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29页。
③《在酒楼上》中,吕纬甫曾说及“这一夜虽然饱涨得睡不稳”,“也还是祝赞她一生幸福,愿世界为她变好。然而这些意思也不过是我的旧日的梦的痕迹”,《鲁迅全集》2卷,第31页;另参阅《呐喊·自序》:“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鲁迅全集》1卷,第415页。
④有感于某一类型少女精神的早熟,鲁迅曾援引俄国作家梭罗古勃颇传神的概括:“说是还是小孩子,而眼睛却已经长大了。”参阅《上海的少女》,《鲁迅全集》4卷,第564页。
⑤(美)林毓生:《鲁迅的复杂意识》,收入乐黛云编《国外鲁迅研究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73页。
⑥、⑨在编译《爱罗先珂童话集》后所写的《序》中,鲁迅称:“我觉得作者所要叫彻人间的是无所不爱,然而不得所爱的悲哀,而我所展开他来的是童心,美的,然而有真实的性的梦。这梦,或者是作者的悲哀的面纱罢?那么,我也过于梦梦了,但是我愿意作者不要出离了这童心的美的梦,而且还要招呼人们进向这梦中,看定了真实的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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