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酒楼上》的“寻梦”

《在酒楼上》的“寻梦”　　

论及鲁迅的《在酒楼上》，周作人称：“本文里所说的吕纬甫的两件事都是著者自己的，虽然诗与真实的成分也不一样。”给小兄弟迁葬，那是民国八年的事；送剪绒花的一节原是小说化的故事，但后半却是有事实的根据的，顺姑自有原型，她的真名字已记不清楚，她是一个很能干的少女……①  　　

如果说，周作人的文章旨在“纪事实”——着力索引“诗”下所系“真实”：人物原型、情节本事；那么本文则意在寻索“真实”后的“诗”，更多地关注那业已诗化了的情感符号、精神意象。笔者无意细究顺姑的真名实姓；也无心考证“吃荞麦粉”一类的情节是否实有；因为，笔者认定现实中的顺姑早已幻化②，而呈现于文本里的那个叫顺姑的，已然是鲁迅记忆中的“重构”，她是吕纬甫抑或亦是作者所云“旧日的梦”的肉身化③；是“梦中的女孩”。  　　

心理批评范畴的“梦中的女孩”这一命名，暗示着人到中年、入世渐深的作者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童年、青春。与其把它视作笔下人物（或作者）曾经的初恋；不如说那是理想主义生命存在的憧憬，是“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希望，是刻骨铭心的“心象”，是苦于不能忘却的梦。“梦中的女孩”是不会“长大”的④，永远那么的明净、清纯。如沈从文笔下那翠翠的湘西山水孕育的“翠翠”；又如汪曾祺《受戒》中的小英子，在篇末脚注中，汪老曾一语泄露天机：“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  　　

鲁迅又何尝不是在“寻梦”！小说中作者对顺姑的肖像描写，似可印证此说。试读以下片断：她“长得并不好看，不过是平常的瘦瘦的瓜子脸，黄脸皮；独有眼睛非常大，睫毛也很长，眼白又青得如夜的晴天；而且是北方的无风的晴天，这里就没有那么明净了”。鲁迅欲扬先抑，在写实地描写了顺姑那不无“平常”的脸形脸色后，又反复不已、极尽形容地状写她的眼白。与其说是“画眼睛”，不如说是画心灵，有意无意间赋予了笔下人物颇不平常的心象。恰是作者对“明净”的刻意形容、着力强调，透露了顺姑所具“梦中的女孩”型清明、纯净的标志性品格。  　　

长时期以来，研究者解读《在酒楼上》时，每每重视“迁葬”一节；而对“吃荞麦粉”、“送剪绒花”等内容则一笔带过。不知是因着前者更具“传记成分”，抑或它更其直观地呈示了“坟”——那可怖的深不可测的黑洞。其实比之后者，“迁葬”止是小说印证生命的虚妄的预演：记忆的坟一经掘开，那曾经实有的被褥、衣服、骨骼“都消尽了”，“过去的生命”纵影全无；而后者——那以“梦中的女孩”之死所象征的“旧日的梦”的轰毁，才是更其沉痛的悲剧。如果我们注意到林毓生对前述周作人考订的如是理解——“他的意思似乎是说鲁迅对那邻家女儿的感情和吕纬甫一样，所以说第二个情节也是鲁迅自己的‘经历’”⑤；注意到小说中吕纬甫即便饱经风尘、变得“模模胡胡”、混浊不堪，依然在心底珍藏着顺姑的记忆，言谈间词重意切地珍视着她的“明净”；我们愈发体验到接踵而至的幻灭的严重性与深刻性。  　　

吕纬甫之所以还乡，显意识层自然是来为小兄弟迁葬、为顺姑送剪绒花的；然而其深层却不知不觉兼负了作者由故乡这一生命的始原处追问“灵魂的有无”、生命的本体意义之使命。就在九天前写作《祝福》时，那个叫祥林嫂的就曾如是追问过第一人称的叙述者“我”：“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 “我”（亦未尝不是作者）无以言对，“说不清”。九天后，尽管叙述者“我”深觉不安，已逃入城里；这一悬念却依然如怨鬼似的纠缠着鲁迅。就这样《在酒楼上》接续了《祝福》：那鲁镇“团团飞舞的雪花”与S城雪天的风景，“说不清”的我与“模模胡胡”的吕纬甫， “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疑虑与吕纬甫掘坟“看一看我的小兄弟”的爱念，乃至二作中的“地狱”与“坟”，联系着上述追问前呼后应。作者无从回避。这便解答了吕纬甫在掘坟前何以大词小用——“这命令也是一个在我一生中最为伟大的命令”，敷敷衍衍的他此时居然毫不含糊，他是在替代作者对生命的本相穷根究底！  　　

 在上文如此真切地深味了“过去的生命”的虚妄后，“梦中的女孩”是真实还是虚妄，显然已不止是“身外”的关注，亦是吕纬甫乃至作者 “身中”的生命期待。就此意义而言，“吃荞麦粉”一节之意义远不止是旧梦重温，而是作者力图向经验世界求证梦的实有。一如论及爱罗先珂童话时鲁迅所力证的，那是“有真实性的梦”⑥。他呼唤“人们进向这梦中，看定了真实的虹”。缘于此，吕纬甫以下的叙说，情景尤为具体、清晰：前年“我”回故乡接母亲时，邻居长富家请“我”吃荞麦粉。待长富的女儿阿顺调好端来的时候，“我”不觉一惊，一大碗，足够吃一天。实在不可口，却是非常甜。“我漫然的吃了几口，就想不吃了，然而无意中，忽然间看见阿顺远远的站在屋角里，就使我立刻消失了放下碗筷的勇气。我看她的神情，是害怕而且希望，大约怕自己调得不好，愿我们吃得有味”。“我由此才知道硬吃的苦痛，然而我毫不抱怨，因为她过来收拾空碗时候的忍着的得意的笑容，已尽够赔偿我的苦痛而有余了。所以我这一夜虽然饱涨得睡不稳”，“也还是祝赞她一生幸福，愿世界为她变好”。在小说悉心渲染的一派冷漠的氛围里，蓦然插入那么一段有情的文字，不免引人注目。执著现在的鲁迅笔下，素来鲜见“一切理想家”那般津津于“幸福”的“祝赞”；更难得有“愿世界为她变好”一类的柔情流露。温柔缘何而生？  　　

米兰•昆德拉的如下说法或可解释上述疑问：“当我们被抛到成年的门槛上，当我们在童年时并未理解的童年的好处被我们不安地领悟到，在那一刻，温柔便产生了。”⑦这正是鲁迅写作此段文字时的心境。他也“间或休息于过去的已经失去的童心”中，感同身受着那“童心，美的，然而有真实性的梦”。那是一种深入生命的感情，事幻而情真。故而作者不在意讲故事，而注重捕捉印象、捕捉感觉，捕捉那不可捉摸的感情：顺姑那“希望”的神情，那“忍着的得意的笑容”，那么的明亮、动人。那是少男少女满溢着“青春与春天”的情思的写照，抑或是记忆中的故乡早已不复存在的幻美的投影？朦朦胧胧，飘飘忽忽，却又那样的“真实”，虽经岁月淘洗，依然刻骨铭心。那抽取纯粹的精神感情、虚化肉身的具体性的写法，又一次印证了小说兼具“梦中的女孩”型的特质。  　　

是的，梦幻本文中的顺姑出污泥而不染，超脱世俗而明净，象征着乡情、人情、爱情，早已逸出原有的意义界限。与此相类，那满盛的“一大碗荞麦粉”中，那不免夸大的饱足感里，则潜隐曲折地透露出“过客”鲁迅的情感缺失、鲁迅的孤独。在以后写作《过客》时，记忆中先在的那“一大碗荞麦粉”便衍生为女孩充溢着“少有的好意”的一杯水，满含着“少有的好意”的裹伤的一片布，抚慰着身心饥渴的“过客”。此刻的吕纬甫又何尝不是一个“过客”。自然，有别于《野草》中那个执著于“走”的过客；他应是一个走了一个圈子，难耐身心“劳顿”，终于“回转去”的过客。  　　

如果说，吃荞麦粉一节隐隐透露着“旧日的梦”的幻美印痕；送剪绒花一节则分明是旧日梦寻的诗美延伸。有研究者称，《在酒楼上》中，“‘进化’现在被代之以‘圆圈’，‘改变中国’被代之以为久已不见踪影的尸骨迁葬或者为一位久已逝去的姑娘献上一束剪绒花，简言之，这是传统对‘旧梦’的胜利。”⑧此处所谓“传统”，应指“念旧”一类的中国传统价值观，这一观点源自林毓生那篇影响深广的《鲁迅的复杂意识》篇中。倘若我们注意到吕纬甫之“旧日的梦”也即其早年理想主义追求的代名词，那么送剪绒花一事则恰恰隐喻着“旧梦”对“传统”给定的生存方式的最后力争。它表达着吕纬甫对“梦中的女孩”的最直接、最诗意的献礼，尽管最终衍为献祭。  　　

在“旧梦”的蛊惑下，行动“格外迂缓”的吕纬甫变得格外敏捷、热情。他“先在太原城里搜索了一遍”，又到济南搜索；还为送花“特地耽误了一天”。虽不知顺姑喜欢什么颜色，但还是买了一朵大红、一朵粉红的。这颜色应是阿顺的欢喜，也是鲁迅着意选择的“亮色”。不然如何照亮故乡“铅色的天”与同样“晦气色”的长富的家。  　　

那剪绒花不由地令人联想到小说中浓墨渲染的那株山茶树，据说，那原是故家书房里的故物。在作者笔下，二者神彩互发，彼此照应。恍惚间，让人直是怀疑，这小花似乎不是从店铺里买的，而是径直从记忆中那株同样亮丽的山茶树上摘下。梦中的顺姑的笑容,一如那与之般配的红的剪绒花、那“明得如火”的红山茶，脱颖于雪天密织的铅色的罗网里。那是鲁迅建立于绝望基础之上的希望的诗意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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