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人墓碑记》赏析

    《五人墓碑记》赏析从明代中叶以来，社会就一直动荡不安，农民暴动和市民起义此伏彼起，统治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斗争越来越尖锐；明王朝和蒙古族、倭寇的斗争也很激烈；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是两派，一派是保守的反动的大地主、宦官，一派是中小地主和知识分子。两派的斗争实质上是阶级矛盾在统治阶级内部的反映。在统治阶级内部形成斗争，朝野大臣形成邪正两派，就是历史上阉党和东林党的斗争，一直发展到明朝末年，明朝末年是一个社会变动异常激烈的时代。所谓正派就是指东林党及其追随者，宋朝学者杨时在无锡设有东林书院，明朝万历年间顾宪成、高攀龙重修东林书院，也在那里讲学，影响很大，就被人们称为东林党。起初东林党以顾宪成、高攀龙、邹元标为首，后来以周顺昌、杨涟、左光斗为首，再以后就是文震孟、姚希孟，直到明朝末年的张溥、张采，人称“娄东二张”，两人共倡复社，始终评论时政，反对宦官专权。所谓邪派，是指宦官集团和依附于他们的官僚，明朝的宦官专权很严重，他们设立特务机构，专门残酷地杀害正直的官吏、人民群众，邪派最早的领袖人物是浙党的沈一贯，以后有魏忠贤，是执政的反动集团，魏忠贤认了很多干儿义孙，并在全国到处为自己建立生祠。以后有继承人周延儒、温体仁，到南明时有马士英、阮大铖。两党长期的斗争波及市民阶层，东林党是正义的、进步的，代表了中小地主、下层人民的利益，受到了广泛的市民阶层的拥护。由于阉党专权乱国，在全国各地激起了许多次市民暴动，在苏州、常州、太仓先后出现过大规模的市民暴动，其中最大的一次是明僖宗天启六年（1626）苏州市民大暴动。

    被誉为“六君子”之一的周顺昌的被捕是这次暴动的导火线，苏州巡抚周起元因主持正义，触犯了魏忠贤而被革职，周顺昌表示强烈反对，发表了很多对阉党不满的言论。不毫无顾忌地大骂魏忠贤，这就触怒了阉党。当时魏忠贤的亲信新任苏州巡抚毛一鹭上疏诬陷周顺昌等东林党人。周顺昌平时为人刚直，嫉恶如仇，又乐于助人，在士民中有很高的威信。当魏忠贤所派缇骑到苏州逮捕周顺昌时，当地人民激于义愤，一时云集不下万人，拥入官衙痛打缇骑，并抗议加派捐税，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暴斗争。事后，魏忠贤诬陷苏州人民谋反，派兵镇压，颜佩韦等五人为保护群众，挺身投案，临刑时五义士相顾笑谈，痛骂魏忠贤等，引颈就戮，慷慨赴义。第二年（1627），崇祯皇帝朱由检即位，阉党势去，魏忠贤畏罪自杀。周顺昌的冤情得到伸雪，苏州百姓把毛一鹭为魏阉所造的生祠拆毁，把五人义骨葬于废基，立碑大书“五人之墓”。复社领袖张溥有感于五义士的英雄气概，撰写了这篇碑记，这篇碑记可以说是一篇政治性很强并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文章，作者以沉痛的笔调，崇敬的感情，强烈的爱憎，歌颂了明末苏州市民反抗宦官专权暴力横行的正义行动，热情地赞扬了颜佩韦等五位慷慨赴义的英雄的高风亮节，成为不朽名作。其思想意义在于：

    第一，颜佩韦等五人的徒手搏斗冲锋陷阵的英雄气概是值得赞扬的，这是中国人民的宝贵的精神传统，鲁迅先生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五个人是当之无愧的。

    第二，碑记记载了有意义的历史事件，这次事件是由市民、诸生和封建上层中的开明人士（如周顺昌）联合起来向最反动最腐朽的阉党进行斗争，斗争的性质是进步的，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斗争。碑记真实地反映了暴动的主力军是市民，暴动的领导者又是市民中的先进分子，隐约反映了封建文人与市民运动相结合的情况。

    第三，碑记认真地指出了这次暴动的实际影响是巨大的深刻的。正如碑记所说：“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且矫诏纷出，钩党之捕遍于天下，卒以吴郡之发愤一击，不敢复有株治；大阉亦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作者在当时能指出五人就义的意义和影响，说明作者具有眼光，其评价也基本上是正确的。

    这篇散文在写作技巧上有较高的成就，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各种表现手法错综运用。就篇章结构来看，前半篇以记叙为主，后半篇是以议论为主；但不仅仅这样，常常是夹叙夹议的。在记叙中也不是不分主次，把暴动过程全部写出，而是抓住主要的地方重点突出地叙述。叙述是为议论服务的，议论是有理有据的。在议论叙述中带有强烈的抒情，文章的风格是感慨淋漓的，基调是悲壮激昂的，因此这篇文章具有时代气息和动人心魄的感染力。

   第二，剪裁得体，繁简适当。如作者写群众暴动声势之大，只用“哭声震动天地”一句就充分表现出来。在揭示五壮士的精神面貌时笔墨也不多，只选取他们临刑时的音容举止来写，可是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就义的情景历历在目。

   第三，对比手法的运用是成功的。例如作者以“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的“死而湮没不足道者”和“草野之无闻者”同五人“立石于其墓之门，以族其所为”对比，以“高爵显位”与五人对比，使五人的形象更为突出。特别是作者还善于在两两对比之后，提出发人深省的问题，却又不作直接回答，把答案留给读者去思考，让读者用自己的思考来补充作品的内容，扩大了作品的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