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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居士传,
(赖汉屏文:《古文鉴赏辞典》下,上海辞书出版社。有删节)
欧阳修的散文、辞赋和四六
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是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他出身于一个小官吏家庭,但四岁丧父,生活贫困。其母郑氏亲自教他读书,以芦秆代笔,在沙上写字。郑氏还常对欧阳修讲述其父生前廉洁仁慈的事迹。良好的家教对欧阳修成长为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欧阳修24岁进士及第,次年到洛阳任西京留守推官,结识了尹洙、梅尧臣等人,声同气应,切磋诗文。后入京任职,勇于言事,风节凛然,一度被贬夷陵县令。仁宗庆历年间,他积极参加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又被贬往滁州等地。到48岁方召回京师,晚年官至参知政事。65岁致仕,定居颍州,次年病逝。
欧阳修博学多才,诗文创作和学术着述都成就卓着,为天下所仰慕。他又是一代名臣,政治上有很高的声望。他以这双重身份入主文坛,团结同道,汲引后进。在当时的着名文学家中,尹洙、柳尧臣、苏舜钦是他的密友;苏洵、王安石受到他的引荐;而苏轼、苏辙、曾巩更是他一手识拔的后起之秀。由欧阳修来肩负革新文风的领导责任,正是众望所归。
欧阳修倡导的诗文革新在本质上是针对五代文风和宋初西昆体的,可是欧阳修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都与柳开以来的复古派文论家有很大的不同。在欧阳修主持文坛以前,以西昆体为代表的文风已经受到严厉的批评。宋仁宗在天圣至庆历年间曾三次下诏诫斥浮靡文风,而当时任国子监直讲的石介更是对西昆体视若寇仇,他专门写了《怪说》三篇,猛烈攻击杨亿“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yin巧侈丽,浮华纂组。列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石介的观点对太学生的影响很大,于是以太学生为主的青年士子随之而矫枉过正,竞弃西昆体华美密丽之文风,走上了险怪艰涩的道路,形成了风行一时的“太学体”。“太学体”虽然提倡古文,反对骈俪,但其自身怪僻生涩,也不是健康的文风。所以欧阳修在反对西昆体的同时,还必须反对“太学体”。宋仁宗嘉祜二年(1057),欧阳修利用主贡举的机会,对文风险怪的士子痛加排抑。经过几年的努力,“太学体”终于销声匿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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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柳开、穆修到石介,复古主义的文论都有重道轻文、甚至完全把文学看作道统之附庸的倾向。欧阳修则与之不同,他对文与道的关系持有新的观点。首先,欧阳修认为儒家之道是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 “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世者。”(《答李诩第二书》)其次,欧阳修文道并重,他认为“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又认为“其言之所载者大且文,则其传也彰;言之所载者不文而又小,则其传也不彰。”(《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此外,他还认为文具有独立的性质:“古人之学者非一家,其为道虽同,言语文章,未尝相似。”(《与乐秀才书》)这种文道并重的思想有两重意义:一是把文学看得与道同样重要,二是把文学的艺术形式看得与思想内容同样重要,这无疑大大地提高了文学的地位。柳开等人以韩愈相号召,主要着眼于其道统,而欧阳修却重于继承韩愈的文学传统。
欧阳修自幼喜爱韩文,后来写作古文也以韩、柳为学习典范,但他并不盲目崇古,他所取法的是韩文从字顺的一面,对韩、柳古文已露端倪的奇险深奥倾向则弃而不取。他说:“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见曾巩《与王介甫第一书》)同时,欧阳修对骈体文的艺术成就并不一概否定,对杨亿等人“雄文博学,笔力有余”也颇为赞赏(《六一诗话》)。
这样,欧阳修在理论上既纠正了柳开、石介的偏颇,又矫正了韩、柳古文的某些缺点,从而为北宋的诗文革新建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也为宋代古文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欧阳修早年为了应试,对骈俪之文下过很深的功夫,同时也认真研读韩文,为日后的古文写作打好了基础。他在洛阳结识尹洙后,便有意识地向尹学习简洁谨严的古文手法,并以古文为主要的文体进行写作,但也注意形式的多样化。欧阳修对待写作的态度极为严肃,往往反复修改才定稿。深厚的学养和辛勤的实践使他的散文创作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欧阳修的散文内容充实,形式多样。无论是议论,还是叙事,都是有为而作,有感而发。他的议论文有些直接关系到当时的政治斗争,例如早年所作的《与高司谏书》,揭露、批评高若讷在政治上见风使舵的卑劣行为,是非分明,义正词严,充满着政治激情。又如庆历年间所作的《朋党论》,针对保守势力诬蔑范仲淹等人结为朋党的言论,旗帜鲜明地提出“小人无朋,唯君子则有之”的论点,有力地驳斥了政敌的谬论,显示了革新者的凛然正气和过人胆识。这一类文章具有积极的实质性内容,是古文的实际功用和艺术价值有机结合的典范。欧阳修另有一类议论文与现实政治并无直接关系,但表达了作者对历史、人生的深刻思考,如《五代史》中的一些序论,对五代的历史教训进行总结,并鲜明地表达了作者的褒贬,以及国家兴亡在于人事而非天命的历史观。又如他为友人文集作的序言,不但对友人的文学业绩进行评述,而且抒发了对死生离合、盛衰成败的人生遭际的感慨,绝非为文而文之作。
欧阳修的记叙文也都言之有物,如《五代史》一类历史散文自不必说,即使是亭台记、哀祭文、碑志文等作品,也都具有充实的内容,如《丰乐亭记》对滁州的历史故事、地理环境乃至风土人情都作了细致的描写。又如《泷冈阡表》,追忆父母的嘉言懿行,细节描写细腻逼真,栩栩如生,这种效果绝不是虚言所能达到的。
欧阳修的散文有很强的感情色彩,他的政论文慷慨陈词,感情激越;史论文则低回往复,感慨淋漓;其他散文更加注重抒情,哀乐由衷,情文并至。
欧阳修的语言简洁流畅,文气纡徐委婉,创造了一种平易自然的新风格,在韩文的雄肆、柳文的峻切之外别开生面。例如《醉翁亭记》的开头一段: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关。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语言平易晓畅,晶莹秀润,既简洁凝练又圆融轻快,毫无滞涩窘迫之感。深沉的感慨和精当的议论都出之以委婉含蓄的语气,娓娓而谈,纡徐有致。这种平易近人的文风显然更容易为读者所接受,所以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其后宋代散文的发展历程就证明了这一点。
欧阳修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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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居士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