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当时曾针对叶灵凤、戴望舒“附敌”的说法，指出香港沦陷后叶灵凤对劝他离港的友人表示“有事不能邃离”，因而建议“经过详情恐怕要等他脱险后自己来说明，我们希望暂时不作过早的结论。”四十二年后，他在回答有人询问说：“他(指叶灵凤一一笔者)说有事’，则是1939年潘汉年交给他的‘事’。后来(解放前的47,48年)潘说过，要他(指叶)保持超然的态度不直接介入政治，留待将来‘为我们帮忙’。潘案以前不让说，案后更不能说了也。”①冯亦代也证明，是潘汉年让戴望舒在香港沦陷时留下来。②然而，现在却天旋地转了。望舒在诗中抒写自己现实中强烈感受到的耻辱、悲愤、沉痛，自是题中之义。
不过，在对生与死作深沉的哲理思考后，他还是以宽广的胸怀和勇敢的决心，把苦难当作自己的命运来承受：
做个证人，做你们的耳、你们的眼，/尤其做你们的心，受苦难，磨炼，/仿佛是大地的一块，让铁蹄蹂践，/仿佛是你们的一滴血，遗在你们的后面。(《等待(二)》)
这首诗抒发了诗人承受苦难(耻辱)和再次等待苦难(耻辱)洗刷的心情。
《手掌》则显现了诗人精神品质的另一方面一一对永恒中国的热爱和憧憬。他相信祖国的春天，“将驱逐阴暗，带来苏生”，自己再也不会像“牲口一样活”，“缕蚁一样死”，个体的生存价值因祖国的光昌明丽而得到真正的肯定。诗人于此又一次表现了隐含于中的个体与历史、民族、祖国之间的联系。这是经过苦难冶炼后得出的人生哲学和思考，比起《断篇》中“在这血染的岛上，我是否要等到老?’的心境，明显是一个升华。
据戴望舒的朋友回忆，诗人当时一方面对诬蔑他在香港当过汉奸的人愤愤不平，另一方面又咀嚼自己的苦难和耻辱，认为“一个人既要抗日救国，献身民族解放事业，遭受一些苦难，承受残酷的身心折磨，自在情理之中’。③可以说，《等待(二)》和《手掌》就是这种胸襟的诗意写照。
因此，《手掌》作于1946年，是完全符合情理和历史的。
(三)
既然是新作，却又在尾注标明是沦陷时所作，时间的故意错置，当然不是文字游戏。戴望舒是认真的，《手掌》的创作时间故意错置，是诗人借此强调自己沦陷时期的铮铮气节和爱国赤诚。
戴望舒战时曾为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的负责之一，香港沦陷后，因种种原因，滞留香港三年零八个月。长时间的阻隔，“文协”和文艺界的朋友都不太了解他的情况。1945年9月，戴望舒向茅盾写信表明心迹。9月25日，“文协”发函慰问戴望舒，并托其调查附逆文化。11月15日，戴望舒根据“文协”的要求，主持召开了“文协香港会员通讯处”第一次会议，12月17日恢复出版《文协周报》。
与此同时，怀疑附逆的阴云却慢慢向望舒身上汇拢。1946年1月1日，有何家槐等二十一人签名的《留港粤文艺作家为检举戴望舒附敌向中华全国文艺协会重庆总会建议书》发表。④不久“建议书”得到采纳。1月21日，出至第6期的《文协周刊》停刊。1月29日，由港粤两地作家选出理事，宣布文协港粤分会成立。在分会主编的《港粤文协》第1期的《敌占期间香港文化活动》一文中，多处提及戴望舒的名字。2月6日，戴望舒向港粤各位会员发送申诉函，未果。这样，使经过灾难岁月刚刚获得解放和光明的诗人蒙受了人格的耻辱。
1946年4-5月间，戴望舒依据“文协”总部的指示，回到上海向“文协”报到。其间，他写了自辩书，稍后，得到了“文协”的认可。1946年11月18日《华商报》刊登马凡陀(袁水拍)的“文联社’，特稿《香港的战时民谣》，其中约略可见诗人的陈述和“文协”审查的某些细节。与其同时，他开始在《文艺春秋》上发表诗作。《手掌》一诗，即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面世的。
诗人的灵魂受伤太多，负荷太重。他的人格受到的伤害，不是来自对垒的另一方，而是来自昔日的朋友和同志，来自诗人所参与并信赖的组织。面对这一严峻的境遇，戴望舒可能有三种选择，一是因为心灵脆弱导致自杀。戴望舒曾分析过叶赛宁的自杀，认为他的自杀“我们可以拿旧传统和新生活的冲突下的逃世来解释。’，⑥戴望舒以此作参照，又着重分析了马雅可夫斯基的自杀，认为他是未来主义者，一个最缺乏可塑性的灵魂，但又是一个革命者，他想把个人主义者的我熔解在集团的我之中是不可能的。“他将塑造革命呢，还是被革命塑造?’，仅有两条路，但决不是为他而设的出路，于是“没有出路’，的他，不得不采取自杀。⑥但依现时而言，戴望舒并没有对政治信仰和感情产生绝望，因此也不会轻生的。
二是可能游离于这一组织及其价值观念。1926年秋冬之际，他在震旦大学读书时参加了共青团，其后担任团支部的负责人，出席秘密会议，散发传单曾被逮捕。“四·一二”政变后被国民党上海清党委员会通缉，在一片白色恐怖中，诗人和他的几个朋友停止了革命活动。后来，冯雪峰曾希望他们恢复党的关系。施蛰存回忆说：“我们自从‘四·一二’事变以后，知道革命不是浪漫主义的行动。我们三个(包括戴望舒、杜衡一笔者)都是独子，多少还有些封建主义家庭顾虑。再说，在文艺活动方面，也还想保留一些自由主义，不愿被动的政治约束。’，⑦冯雪峰懂得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和宽容，理解知识分子在追求自己价值的认识过程中的艰难，把他们“看作政治上的同路人”。⑧“左联”成立时，冯雪峰通知戴望舒他们参加，表达对戴望舒他们的期待。戴望舒参加了“左联”，并创作了《流水》一诗，抒写他对“水流的集体”的向往，对“在同一个方向中奔流到太阳的家乡去”的喜悦。但时过境迁，他又悄悄离开了“左联”，执着于“忠实于自己的艺术”，推进“纯诗”，高高地浮游于社会和人生之上。
三是直面人生苦难。诗人走过了长长孤独而寂寞的路，直到抗战爆发以后，经过民族危亡的血与火的锻炼，他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担任了香港分会的负责人，主编《星岛日报》《星座》副刊，本着“尽一点照明之责”的决心⑨，投身于抗日洪流之中。
应该说，戴望舒在整个抗战时期，包括沦陷时期他的言行都无愧于“文协”集体的规范和民族大义。他以一己之心，为万众服务，以个体生命承担民族和历史的责任，用“苦涩的诗节”，“为灾难竖里程碑”(《赠内》)。他把《手掌》一诗写作时间前移，就是为了张扬和坐实这一价值，对污陷他“附敌”之说，作更有力的驳斥。
值得体味的是，这种张扬和坐实是在诗人的“自辩”得到文协认可以后去做的。诗人完全可以不这样做，即便标出真实的创作时间，也无损于诗人。另外，如果不是有机缘读到诗人收存的剪报，读到《断篇》一诗及其编贴剪报时的有关说明文字，可能永远不知道这首诗尾注的时间错置，诗人创作的流变会永远成为难解的谜。诗人良苦的用心，是出于一种防御性的心理，其中还能看出有难以言明的顾虑。人民革命已经胜利，历史面临一次全新铸造，民族新生不再遥远，这些当然鼓舞着诗人沿着业已行进的道路义无返顾地走下去，“迎接花一样重开的日子”(《偶成》)。革命具有巨大的号召力，但可能又成为锋利的双刃剑。或者对思想领域的问题缺少应有的认识和经验，不能正确自如地判别对立斗争中种种复杂问题;或者因大潮中鱼龙不分，“左”和奸诈的小人，利用革命过程中某些失控的环节和空隙，滥用革命的权威和权力。种种情况，给许多善良正直的人们带来苦难和坎坷。诗人已经遭受了一次，只要这种机制还存在，难免不会有第二次和第三次。他要有所预防。他的这种顾虑也并非祀人之忧。
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时，他的代表资格受到严格审查，并向更大的范围取证。后来即使通过了审查，在会议期间，仍然有人再次提出。但他的“顾虑”却在他的朋辈身上，不幸而成为事实。他的许多朋友(包括曾经呵护过他的长者)在扩大的反右斗争和十年浩劫中，都无法自保，蒙受了无妄之灾。当年曾一次又一次举揭戴望舒的人当中，有的也被卷了进去。十年浩劫期间，更多的人，以至我们整个民族都陷入沉痛的耻辱和苦难中。
经过五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再来体味戴望舒当年创作《手掌》的过程，不能不为诗人的敏感和苦心所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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