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这样教《牛郎织女》—— 语文教育何处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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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我愿我能在横过孩子心中的道路上游行，解脱了一切的束缚。
——泰戈尔
一、 缘起：文学对岸的理性皈依
语文教育究竟要让学生学些什么呢？按照叶圣陶先生的观念，学习语文就是“学习本国的语言文字”。在当时的背景下和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以叶老的解释作为选文、文本解读与教学预设的前提，形成的重视剖析内涵、以读带讲、咬文嚼字的语文课堂，堪称语文教学的经典。同时，今天强调“语文是文学”、“语文教育是人的教育”的专家也大有人在。
这使我们不由得想起王荣生在《语文课程论基础》中提出的，我国的语文教育研究，有一个“性质”的难题——语文科的性质是什么？语文科自1904年设科以来，人们对它的现状就从来没有满意过。基于变革现状的良好出发点，人们纷纷对语文学科的性质给出自己认为的“应该是什么”，提出：语文即道德、语文即工具、语文即人文、语文即生活、语文即文化、语文即语感。但是，所有这样的定位通常以“我认为”的形式呈现出来，以“某某认为”的形式加以论证。换言之也就是说：我的主张虽然在现实中尚未得到证实，或者不一定能够得到证实，但我个人认为我的观点是正确的。按照这样主观判断所谓“正确”的命题指导的语文教学实践与研究，从一开始就带上了主观主义的烙印。当然这其中也包括我们所提出的“主题教学”。
原点的问题尽管重要，但给出结论绝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以哲学为例，对于物质、意识关系的思辨，争论了几千年，今天依然没有一个固定的、颠扑不破的结论。迁移到语文学科的教学，我们是否应当考虑，这样的一门迅速发展不过百年的学科，是否能在短时间内给出“性质”原点的结论？如果不能，我们又应当做什么呢？无外乎两种选择，一是选定自己认为正确的理论，在实践中为之寻找论据，证实或证伪；二是探索，摆脱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自己，不作契诃夫笔下的“套中人”，在问过自己“从来如此便对么”之后，不因循，敢于锐意追寻，尽管尚不能回答“语文应该是什么”，至少能发现“语文还可以是什么”。
基于后者，面对语文教学，我们可以一如既往将“读”进行到底、将感悟渗入骨髓，可以继续在词句训练上花功夫、做文章。但同时我们也需要思考，固守一隅、不顾其他，是否是最好且唯一的选择，我们为什么不能走得更远点、更快点？儿童的语言学习的确应该“儿童”一些，简单、清浅、有趣。然而，也有人说儿童就是哲学，儿童也应当有属于自己的深刻。我们可否在儿童的语言学习中，真正将儿童当作成长中的儿童，而不是当作不变的、长不大的幼稚儿童呢？在基本问题没有给定结论的时候，语文教学应当存在现行模式以外的多种可能性。
也正是基于后者，即便是对我们自己提出的“主题教学”，我们也不把它当作结论，固守不变，我们希望不仅仅停留在“语言和文字”训练的程度与层面上，我们还要继续向“语言和文字”之后的纵深前行。深入学习与思考之后，我们发现各种性质论实践的媒介，不外乎就是文学作品。而且，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语文”一词本身就应当有两重含义，一是语言和文字，二是语言和文学。
文学是生命的表现，而且“文学——其实一向是教育的伙伴。文学的发展和受教育的要求的发展，一向是平行的”（杜勃罗留波夫）。于是我们借用《现代汉语词典》中对“语文”的第二种解释——语言和文学，力求在教学中，以文学的方式呈现语文，从选文、教学预设到最后的课堂呈现，紧紧抓住“文学”这根主线，力图让我们的教学从理论指导到实际操作，从内容到形式都脱离文字的束缚，抵达文学的对岸。
这是我们上《牛郎织女》这一课的缘起，但我们能做到吗？这也许像“语文科的性质是什么”一样难以回答，但我们相信，“假如一个人想从确定性开始，那么，他就会以怀疑告终，但是，假如他乐于从怀疑开始，那么，他就会以确定性告终。”（培根）
二、选文：永恒主题的薪火沿传
傅建明博士曾对1993－1999年间出版的人教版小学《语文》教科书进行过价值取向的系统分析。结果发现，从出现频率的角度看，我国小学语文教科书明显地强调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科学、无私奉献等等的国家意识。这样的思想倾向表现在选文上，就是通常选择那些带有浓厚政治色彩，高呼口号式的文章，这也没错，只不过显得刚猛生硬。近年来，随着课程改革的深入，教材的编写更加重视人文性，教材开始慢慢走向了美的境界，《装满昆虫的口袋》、《和时间赛跑》、《诺曼底号遇难记》等一大批关注个体生命成长，带有柔软的诗情画意的优秀课文在教材当中，构筑起了一道亮丽的文学风景线。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无遗憾地感叹——本民族文学的优秀传统却在渐渐流失。那原汁原味的古代诗文、民间文学作品在教材中所占比重甚少，偶有《景阳冈》、《林冲棒打洪教头》这样的凤毛麟角，因其数量有限也往往成不了气候。我们不应忘记一个民族的文学，是这个民族文化的见证，失却了民族文学的民族是死了的民族。
民间故事更是民族文学中的优秀代表，它是一个民族文化渊远流淌而成的自然溪流，其中荡漾着整个民族的道德传统、伦理取向、文化认同、精神气质。所以有人说，民间故事是文学的母亲，民间故事是人类的宿命。而且它通俗易懂、生动有趣，为儿童喜闻乐见、容易接受，正应了“儿童文学就是故事文学”（朱自强）。所以在装满教材的众多文本中，选取民间故事这样的文学体裁，除了看重具体故事本身所具备的内容含金量以外，我们更期待着借它实现民族精神的薪火相传。
《牛郎织女》故事隶属于民间文学中民间故事的种属，但同时它又有自己的特殊性——主题是“爱情”。爱情是文学作品的永恒主题。爱情让文学充满芬芳，搜罗古今，那些最为人称道、流芳千古的文学作品，主题多是爱情。但是在小学阶段，教师大多刻意回避这样的主题，似乎在课堂上讲“爱情”就会被扣上引导早恋的高帽。但“猎奇”是人类的普遍心理，特别是对于求知心切的小学生而言，那些成人不让他们了解接触的事物，常常是越隐瞒越好奇、越不告诉越想知道。对多媒体时代的儿童而言，这样的话题根本无法绕开，想从此处回避，却发现它又在彼处现身。
要知道，爱情可是我们人类成长过程中的重要生命体验与回味，就像每天伴随我们的日子。于是，少了“爱情”这道甜点的语文教学，总像是不完美的人生，缺少四季中的一季、五味中的一味。其实，就将这层窗户纸捅破，又能怎样？不过是为孩子清新美好的内心世界增加了一些纯洁的梦幻、甜蜜的期待，在他们真善美的小世界中加上一点神秘的滋味。我们应当相信，爱情不会仅仅因为这一节课的教学就款款而来，我们更应当相信，有了这一课，我们的孩子们长大后再去品味爱情，或许就会增加更多的深情与理性。选择爱情来演绎文学、演绎语文，我们希望传递能够陪伴孩子一生的柔情与感动。
三、预设：文学理论的智慧抒发
每一种不同体裁的作品，其结构、语言、表现手法都有自己的规定性。民间故事这样的文学样式，作品本身存在人物简单、结构相似、语言通俗等方面的特点。这样的文本，如何走得更远呢？在学校开展“与特级教师同备一堂课”的过程中，老师们所作的教学预设，大多还是在原来的以“语言和文字”为出发点的语文教学理论的茶壶里翻波浪。
刚刚，教育部发函明令，认真做好大学语文教学改革，大学语文课程不及格不能毕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定？我们是否应当思考：学习了十几年语文的大学生们为什么又要回去继续学？是否因为原来我们小学、中学乃至大学的语文学习存在缺陷？如果这缺陷是真实存在的，那我们怎么办？依然顾影自怜、故步自封？
这真的需要我们重新去回味与反思，那实际证明已经让母语在成人世界中退化了的陈规固陋，如果不去超越，恐怕我们母语文化沉淀了千年的文字以外的文学及文化内涵，就会在滚滚的读书声中被淹没了。这番想法更坚定了我们纵深研究、超越自己的信念。
研究《牛郎织女》期间，著名先锋派作家、清华文学院院长格非，给我们学校五年级学生做了一场《牛郎织女》的文学解读讲座，他的讲座完全颠覆了我们小学教师教授语言的方式，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门——《牛郎织女》渗透了中华民族传统的“儒”、“道”、“佛”文化。文中呼唤儒家道德伦理，体现了道家对神的敬重与向往，以及佛教追求人与动物、与神仙众生平等的思想。我们折服于他学者的深度与作家的文本解读视角，又和格非一样，惊奇于这些五年级学生对格非老师讲座的浓厚兴趣。于是，我们希望将他的深刻思想与学生的认知水平进行链接，摆脱单一的语言文字训练，实现一个以文学理论作为支撑的语文课堂，实现一次尝试性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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