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棵树
赏析指导
与前面两首诗相比，《三棵树》在语言、形式上，没有太多鲜明的“诗化”特征：诗人只是用平白、洗练的口语，书写了日常生活中一个平凡的场景：“三棵伐倒的树/弃在小路的边缘”。或许一般读者会认为，诗人关注的应该是那些幻想中的、非现实的事物，但这首诗在风格上却有一种强烈的“写实性”，长短不一的诗行，就像是变焦的镜头，直接记录了发生的一切。然而，虽然在形式上、风格上，这首诗相当“散文化”，但我们在阅读它的时候，仍能感受到一种特殊的诗意，一种让人悄然动容的抒情力量。那么，这种诗意、这种抒情力量，是怎样产生的呢？这首“散文化”的诗歌，又在何种意义上区别于散文呢？这首诗恰恰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可以说明在分行、押韵之外，诗歌与散文之间更为微妙的区别。
正如上文所言，这首诗有一种强烈的“写实性”，诗人仿佛是一个细心的观察者，忠实地描绘了三棵树的形象。然而，这种“写实”并不等同于纯客观的记录，而是处处渗透了诗人的同情和想像，这突出表现在拟人手法的应用上。这首诗通篇都是建立在树与人的某种类比关系之上的：在一开始，三棵倒在路边的树，被比喻成“三条盲汉”，“它们亲密地挤在一起交谈”，“三条盲汉”这个比喻，不仅形象地表现了树木的粗壮，也给读者留下这样一种悬念：树怎么会失明呢？在随后的诗行中，“树”不断被赋予人的知觉、人的情感，它们就像伤残的人体，在诗人的笔下栩栩如生地呈现，落日的余晖被比喻为“一层鲜血”，树枝与树叶的接触、交叠，也被说成是伸向同伴的臂膀，而“两个伤口像一双眼睛，表达着哀怨”一句，更有惊心动魄的效果：原来，在诗人的带动下读者是一个外在的观察者，但在这里，被观察的对象──树，仿佛也睁开了眼睛，从纸面上回看读者。在这一“回看”当中，读者也被迫卷入了这个事件，像目击者那样不再外在于这个事件，而是不得不面对它，感受到一种心灵的冲击。因而，拟人手法的应用，并不单是一种修辞，服务于新奇的效果，更重要的是，它带来了一种特殊的感染力，让世界上无生命的事物，也仿佛有了生命、有了知觉和感情，也让读者有了一种感同身受的可能。
三棵树与拟人手法相关的，是诗歌内在情感的潜在变化：在诗歌的开始部分，保持了一种冷静的旁观，语调中甚至还包含了一丝幽默，但随着诗行的展开，诗人的情绪进一步凝重，仿佛随着观察的深入，她的态度正如上文分析的，也从“旁观”变为一种“卷入”，似乎越来越真切地感受、分享到树木的痛苦。在“伐木者把它们遗忘，夜即将来到”之后，这种分享痛苦的情绪达到了高潮，诗人的笔触也从树转向了自己，在与树木的厮守中，“那树脂会像火一般把我燃烧”，人与树在此时已不分彼此。就是在这种高潮中，诗歌戛然而止了，最后黎明到来，“而天明时我们将无声无息/被一片离别的痛苦所笼罩”，在无声无息的平静当中，激烈的情绪表达被抑制了，但也变得更为厚重、深邃了。
借助拟人的手法，也借助态度与情绪的变化，这首具有“写实”风格的诗作，并非单纯描摹了外部的现实，而是在对现实的描绘中，形成了一种更集中、更独特、更内在的体验和表达。这充分说明了诗之所以为诗，在于诗人能够使语言摆脱一般的日常使用，焕发一种活力，表达出全新的经验，就像在这首诗中所发生的，“三棵树”被赋予了生命，诗人引领读者进入了一个物我交融的情感世界。
教学建议
一、预习指导
让学生课前阅读此诗，并以诗中的“三棵树”为本事，编一个“我”与“树”之间的小故事。
二、作品讲解
1.“拟人”手法的使用，给这首诗带来了一种强烈的感情色彩，让学生找出诗中的具体段落，讨论其中的情感色彩。
2.诗歌的表达不一定是合乎逻辑的，前面说三棵被伐倒的树是“三条盲汉”，后面又说树的“两个伤口像一双眼睛”，这两种“比喻”之间有什么矛盾？
3.分析诗中“我”的态度、情感的变化：开始“我”是一个旁观者，但随着观察的深入，“我”也被卷入了现场，感情彻底地投入（“我”愿意与树厮守），最后又是无言的离别。
三、扩展与比较
1.组织学生讨论，对砍伐树木的行为，诗人有一种无声的批判，但诗歌的含义更为深广，不仅书写了被砍的树木的伤痛，也表达了对世界上一切受伤害的人和事物的真挚同情。
2.本诗采用拟人化的写法，让树木有了人的感觉和心理。回忆学过的诗，看看哪些也使用了相似的手法，进行参照阅读。
参考资料
柔情似水壮志如山──米斯特拉尔的生平与创作（赵振兴）
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1889—1957）是拉丁美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也是迄今为止，十位获此殊荣的西班牙语作家中惟一的女性。“她那富于强烈感情的抒情诗歌，使她的名字成了整个拉丁美洲理想的象征。”
值得注意的是，在智利这样一个人口不过千万左右的国家，却产生了两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1945）和巴勃罗·聂鲁达（1971）。无论是诗品还是人品，两位诗人都恰恰代表了智利的两种相反相成的自然品格：如果说聂鲁达宛似南方波澜壮阔的大海，米斯特拉尔则像北部峥嵘巍峨的高山。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在这高耸入云的大山下面，却孕育着炽热的熔岩，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看上去“以为她是大理石，其实却是活生生的肉体”。
米斯特拉尔生前主要发表了四部诗集：《绝望》（1922）、《柔情》（1924）、《塔拉》（1938）和《葡萄压榨机》（1954）。此外，她还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散文作品。她死后的第二年，智利圣地亚哥的太平洋出版社出版了她的第一部散文集《向智利的诉说》。1967年，在巴塞罗那又出版了她的《智利的诗》。
翻开米斯特拉尔的诗集，尤其是《绝望》集，我们很快便会发现，它并不是以语言的典雅和形象的优美令人瞩目，更不是以结构的精巧和韵律的新奇使人叫绝，而是以它那火一般的爱的激情感染着读者。这里所说的爱包括炽烈的情爱、深沉的母爱和人道主义的博爱。正是这种奔腾于字里行间的爱的激情，使她的作品在群星灿烂的拉美诗坛上发出了耀眼的光辉。
米斯特拉尔的青年时代正是拉美现代主义诗歌的晚期，“逃避主义”已为“新世界主义”所取代，但新的诗风尚未形成。
米斯特拉尔与现代主义诗人们迥然不同，她的人生经历和诗歌创作是水乳交融、难分彼此的。因此，要研究她的诗作，首先要了解她的人生。
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的原名叫卢西拉·戈多伊·阿尔卡亚加，
对于她的血统，有人说她是西班牙巴斯克人的后裔，有人说她是梅斯蒂索人（白人与美洲土著的混血）的后裔，还有人认为她的家族有犹太人的血统。后者仅仅是根据诗人对犹太人的同情和对《圣经》的态度推断出来的，不足为凭。
米斯特拉尔的父亲名叫赫罗尼莫·戈多伊·维尼亚努埃瓦，曾是小学教师，但他生性好动，像个“吉卜赛人的国王”，能够弹着吉他像行吟诗人一样即席演唱。在女儿三岁的时候，他离开了家乡。诗人曾回忆说：“由于他总是不在，我对他的记忆可以说是痛苦的，但却充满了崇拜和敬意。”女儿从他那里继承了好动而又坚毅的性格、诗人的气质、出色的记忆力和一双绿色的眼睛。诗人的母亲叫佩特罗尼拉·阿尔卡亚加·罗哈斯，这是一位俊秀而又善良的女性，她与诗人的母女之情是感人至深的。在米斯特拉尔的童年，有两个人曾对她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一个是她的祖母，另一个是她的同母异父的姐姐艾梅丽娜。每当星期天，母亲就叫她去看望“疯祖母”。祖母是村上惟一有一本《圣经》的人，并且不厌其烦地叫孙女一遍又一遍地朗诵，从而使它成了米斯特拉尔的启蒙课本，使这本“书中之书”在她幼小的心灵中深深地扎下了根，给她的一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实际上，她对《圣经》的记忆比对祖母的记忆要深刻得多。艾梅丽娜也是小学教师，比卢西拉年长13岁，是她真正的启蒙老师。这是一个十分不幸的女性：母亲的私生女，从不知道谁是自己的生身父亲，结婚不久丈夫就死了，后来又失去了惟一的儿子。艾梅丽娜给妹妹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评论家们认为，《乡村女教师》就是诗人对她的刻画和颂扬。向姐姐学习了最初步的知识以后，卢西拉曾进过艾尔基山谷维古尼亚的小学。校长阿德莱达是一位盲人，需要有人为她领路。卢西拉不卑不亢地接受了这个工作，就像后来在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文学奖一样。阿德莱达委托她为女学生们分发纸张，但这些姑娘们连领带偷。当这位“有眼无珠”的校长发现纸张少了时，竟在全校师生面前将她当做贼来训斥。不善言辞的卢西拉无法申辩，当场昏了过去。晚上回家时，偷教材的姑娘们早已在街上等着她，沿途用石块对她进行袭击。当她跑回住处时，已是头破血流。多年之后，米斯特拉尔已是著名诗人，有一次又回到维古尼亚，正赶上一个人的葬礼，她就信步跟着人们走到墓地。一位陌生人还送她一束鲜花，叫她放在死者的棺材上。当她询问死者是谁时，人们告诉她：“就是阿德莱达，小学校的校长。她是盲人。您不记得了吗？”卡夫列拉听后立即答道：“我永远也忘不了她！”人情冷暖和世态炎凉在卢西拉坚毅的性格中，又添加了孤僻的成分，并在她的心田上播下了神秘主义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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