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立其诚”的含义是什么？结合实际谈谈诚信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性！

“修辞立其诚”是《易传*文言》中的一句话，很简单的讲就是要作文章要从心底来说真话。昨天我看了黄庭坚《答洪驹父三首》（《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十六）这篇文章，感触颇深，集中起来就是这句“修辞立其诚”。
“老夫绍圣以前，不知作文章斧斤，取旧所作读之，皆可笑。绍圣之后，始知作文章”（《答洪驹父三首》），分界在绍圣前后是很有道理的。高太后去世后宋哲宗便改元“绍圣”，绍圣改元标志着北宋后期新党执政，旧党垮台。绍圣前，元丰八年四月，司马光在一封奏章中，也承认新法有“便民益国”之处，建议“为今之计，莫若择新法便民益国者存之，病民丧国者去之”（《上哲宗论新法便民者存之病民者去之》，《国朝诸臣奏议》卷一一七，《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六三题作《乞新法之病民丧国者疏》）；吕公著谈的更详细，他在《上哲宗论更张新法当须有术》（《国朝诸臣奏议》卷一一七）中说，青苗、免役、保甲等法是有一定益处的，需要改造，不宜一并废除，司马光明确表示这和他的认识相同。但是元佑元年三月，司马光、吕公著等执政，使新法荡然无存，这都是意气在作怪。黄庭坚所谓“不知作文章斧斤，取旧所作读之，皆可笑”，也便是此。
元佑四年至元佑七年，几年间，元佑党人蓄意炮制“车盖亭诗案”等，借以置蔡确于死地，并对熙丰新党进行了大规模的清除。绍圣后，新党在仿效元佑的同时，则明显具有彻底禁锢整个旧党集团，使之在仕途上永不得翻身的目的。黄庭坚的这篇文章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写成的，元佑、绍圣更化很明显的影响到文学创作，字这种意气之争的状况下，文人们没有做到“修辞立其诚”。
黄庭坚告戒他的外甥洪驺说：“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答洪驹父三首》）这个“好骂”是短处，黄庭坚说的很有道理的，“文不可不知其曲折，幸熟思之”（同上）。罗大经《鹤林玉露》中记载：“东坡文章，妙绝古今，而其病在于好讥刺。文与可戒以诗云：‘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盖深恐其贾祸也。乌台之勘，赤壁之贬，卒于不免。”（乙编卷四，“诗祸”条）苏轼在任翰林学士知制诰期间，对新党人物的贬词中多以“骂”为主，言过其实，有人问他为什么，他也说不清楚，说到实处，只是一个“意气”。鲁迅先生的文章也以“骂”为主，但他的“骂”多是实实在在的（当然也有些，不尽为实），文风泼辣是好事，但是也有个限度，能做到“修辞立其诚”，便是好事，过犹不及，不适中是不好的。
黄庭坚说到杜甫写诗和韩愈作文，没有一个字没有来源，后世人读书少不知其实，虽然取得是古人的东西，但经过改造，点铁成金了。（具体见《答洪驹父三首》）黄庭坚注重学习，但是他不赞成墨守成规，希望能活学活用。黄庭坚经历了北宋以来最大的党争，在其过程中，他一方面迫于政治压力，一方面反思文坛作风，将他的这种认识反映到他的文学理论上。实际上他最大的作用就是将“修辞立其诚”的思想溶入文学理论之中。
我对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懂的不多，说这些主要在“修辞立其诚”上。我现在看一些东西，觉得有些时候是言过其实，意气之争。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不懈一顾，全盘否定，就是没有做到这一点。我对“五四”还是很赞成的，在上高中时，我对同学们说陈独秀等是激进分子，当时大家都不同意，实际上是对的。后来梁漱溟先生写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举起了传统文化的大旗，其实也是要东西文化结合，是对新文化远东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一种“反动”。
冯友兰先生在《三松堂自序》中说，他在文革时，说了违心的话，没有做到“修辞立其诚”，这里说了实在话。到1981年写这本书，他说了实在话，做到了“修辞立其诚”，这种实实在在，没有意气之争的心态，写出的东西必将是客观的。冯友兰先生多次讲到胡适先生《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意义，胡适先生哪？多次言过其实说冯如何如何，是个很明显的差别，放到一起，可见一斑。
近几年来，很多文章，就没有做到这一点。竟也有某人学鲁迅骂鲁迅，不懂哲学乱说哲学，尤其是对一些大师说三道四，无聊之极。另外外间风闻冯友兰先生与钱钟书先生之间如何如何，最近读浦江清先生《清华园日记下》中载：“本来已与冯芝生院长商量如何发展中文系，添聘教授，因北地风云聚紧而格置。所拟有孙蜀丞（人和）、朱东润、吕叔湘、钱默存（钟住）、董同龢等。”浦先生是清华老人，所载多是事实，而且颇知其典故，这样说来，冯钱二先生并没有什么，许是那些文人又在饶舌了。
感于现实很多人不以学术问修己之学，而为生活所需饶舌胡言。虽有适当的环境固然很好，但以此来研究，则没有什么紧张，希望那些人能够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