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单元
曹禺与《北京人》教案
【教学目标】
1、了解戏剧的一般常识，理解舞台说明的作用。
2、分析《北京人》的戏剧冲突，结构布局特点。
3、概括戏剧中揭示的思想主题，认识戏剧人物性格的展示与戏剧主题思想的关系。
4、体会戏剧中个性化的语言和人物性格。
5、理解曹禺关于《北京人》是喜剧的说明，从而拓宽学生对于喜剧类型的认识。
【教学重点】www.lexue88.com－免费资源站：http://www.lexue88.com
戏剧冲突；个性化的语言。
【教学难点】
1、了解曹禺“诗化戏剧”的艺术特征。
2、个性化的语言（人物思想性格）。
【教学课时】
3课时
【教学方法】
赏析法和练习思考法。
【教学过程】
一、导入
在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我国有一剧本的问世，可以用这一个成语来形容。它的问世，就好象是一场暴风骤雨一般，震惊了当时整个的剧坛。从此以后，我国剧坛才有了可以和世界优秀剧本相媲美的话剧作品。这部话剧，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常演不衰，成为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剧目之一。那么这部话剧作品呢就是今天我们所要学习的现当代著名剧作家曹禺的著名作品《北京人》。
二、作者及其作品《北京人》
1、曹禺（1910－1996），原名万家宝，原籍为湖北潜江，现代著名剧作家。其作品有《雷雨》《日出》《北京人》《原野》《明朗的天》《胆剑篇》《王昭君》等。《雷雨》《日出》是他的代表作。
作者出生于天津一个没落的封建家庭，自幼曾广泛阅读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尤其喜爱唐传奇、元代戏曲和明清小说，并有机会接触与欣赏中国民族传统戏曲，如京剧、昆曲、河北梆子、唐山落子等。1922年在南开中学读书时，阅读了大量“五四”以来国内的优秀作品和外国文学、戏剧作品，并参加了北方最早的业余戏剧团体之一的“南开新剧团”，演出过易卜生、莫里哀、丁西林等作家的作品。1928年秋入南开大学，二年级时又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在这期间认真研读了希腊悲剧家莎士比亚、契诃夫、易卜生等人的剧作，1933年在清华大学读四年级时，完成了他的处女作多幕话剧《雷雨》，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卓越的艺术技巧第一次显示了他的艺术才华，引起了戏剧界的震动。
2、曹禺戏剧创作的最高成就：《北京人》
在20世纪40年代的战争环境中，中国文坛上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一批由知名作家创作的具有文化探讨性质的作品，其中，现在已经被人们视为“名著”的就有老舍的《四世同堂》、巴金的《憩园》、《寒夜》和曹禺的《北京人》，以及萧红的《呼兰河传》等。这些作品在面世的当时都没有完全得到主流文坛的认同，有的作品还在很长时间内一直遭到批评和冷遇。
虽然曹禺对中国话剧的贡献早已得到了文坛内外的公认，但曹禺的作品仿佛总是伴随着不同意见而诞生的，《雷雨》如此，《日出》如此，《原野》也是如此。然而，曹禺研究专家田本相却告诉我们：“在曹禺的剧作中，恐怕再没有比《北京人》受到误解的批评更多了。这些误解的批评意见涉及对作家创作思想、艺术风格、基调的准确理解和评价。有些意见在抗战期间就有影响，而在全国解放后还在若干文学史著作中流传着。”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 很多，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北京人》的创作与时代精神的不符。
虽然曹禺在写《北京人》时，比《雷雨》、《日出》更具批判精神，正如作者在《曹禺选集•后记》中说的：“写《北京人》时，我的诅咒比较明确些了，那种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是早晚要进棺材的！他们在争抢着寿木。而这个人世，需要更新的血液和生命。”但是，当曹禺在刚刚创作了反映抗战生活的《蜕变》之后，一下子又回到他开始话剧创作时的封建大家庭的旧题材的时候；当郭沫若连续写出了《屈原》、《虎符》、《高渐离》等“战国史剧”，阳翰笙、欧阳予倩、陈白尘等分别写出了《天国春秋》、《忠王李秀成》、《大渡河》等“太平天国史剧”等一大批借古讽今的醒世之作的时候；当大家都盼望着曾给中国话剧带来殊荣的剧坛高手曹禺，能更深刻更尖锐地揭示出社会现实的根本矛盾的时候，盼来的却是一部与抗战现实几乎无关的作品，其失望之情可想而知。因此，人们将《北京人》看成是作者“于失望之余，悲哀心情的表现”，批评他“转换了方向”，“唱起了他悲哀的旧调”等等，既可看作是时代的要求，也可以看作是时代的局限。 www.lexue88.com－免费资源站：http://www.lexue88.com
当时，乃至在那以后的几十年里，人们很难清楚地认识到，《北京人》以及这前后出现的《四世同堂》、《憩园》、《寒夜》和《呼兰河传》等作品，同样是对现实生活的历史反思，是从民族传统文化的视角对民族性格的剖析和批判，也是五四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作家批判“国民性”主题的继续。即使当时有人认识到了文学的这种文化批判功能，也无法得到主流文化的认同。因此，人们对《北京人》的真正认识，是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
《北京人》虽然重新回到了封建家庭的旧题材上，但这一“回归”并不是简单的“重复”，它与《雷雨》主要通过周朴园的专制和周家的乱伦来批判封建秩序和封建道德完全不同，而是通过曾家三代人的自我沉沦，以及远古北京人、未来北京人与以曾家为代表的现实北京人的对比，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挖掘了封建阶级必然走向没落与崩溃的根本原因。正如钱理群所说，这是在作者已经走出了生命的“郁热期”，进入了生命的“沉静”状态之后，一次新的发展，是曹禺追求已久的由“戏剧化的戏剧”向“生活化（散文化）的戏剧”的转变，是曹禺“走向契诃夫”宿愿的实现，是曹禺戏剧的一个新的高峰。田本相也十分肯定地认为：“《北京人》是曹禺解放前戏剧创作的高峰，无论它的思想还是艺术都标志着曹禺剧作的最高成就。”
代表着三种不同文化的三个不同时代的“北京人”同时出现在一个舞台空间里，这是曹禺创造的一个“舞台奇观”。
远古北京人（中国人的祖先——北京猿人）是作为一个象征形象出现的，他“熊腰虎背，披着半个兽皮，混身上下毛茸茸的。”“他整个是力量，野得可怕的力量，充沛丰满的生命和人类日后无穷的希望，都似在这个身内藏蓄着”。作者借人类学家袁任敢的口说：“那时候人类要爱就爱，要恨就恨，要哭就哭，要喊就喊，不怕死，也不怕生，他们整年尽着自己的性情，自由地活着，没有礼教来拘束，没有文明来捆绑，没有虚伪，没有欺诈，没有阴险，没有陷害，没有矛盾，也没有苦恼，吃生肉，喝鲜血，太阳晒着，风吹着，雨淋着，没有现在这么多人吃人的文明，而他们是非常快活的。”
现实北京人是作者主要批判的对象。作者紧紧抓住“生命的意义与价值”这一命题，通过曾皓等形象从“人”蜕变为“生命的空壳”这一悲剧内容，展开了对北京文化为代表的封建士大夫文化的批判。曾皓形象的塑造，主要是通过他对棺材的珍视来完成的。这位敬德公的后代，曾氏家族的家长，虽然也曾有过盛极一时的辉煌历史，可现在他惟一的挣扎，就是在棺材上刷上百道的油漆。极端地讲究体面与排场，正是北京文化的典型特征之一。作者在这里做足了文章。曾皓的长子曾文清是“染受了过度的腐烂的北平士大夫文化的结果”，他能诗会画，知书达礼，温文尔雅，清峻飘逸，淳厚聪颖，风趣不凡，是表妹愫芳心中的偶像。但是，只靠祖传家产的寄生生活，使他成为了一个只会品茶养鸟抽大烟的“废物”。通过曾文清的形象，作者充分揭示了封建文化对人的腐蚀，让人们看到了人的堕落，生命的浪费，人的价值的丧失。江泰与曾文彩夫妇虽各有特点，但都是同样的废物。江泰在“生活的艺术”方面的造诣，与曾文清难分伯仲，他们的区别也仅仅在于，一个静，一个动；一个懒得骂，一个善于骂。正如曾文清所总结的：“我不说话，一辈子没有做什么，他吵得凶，一辈子也没有做什么。”然而，一事无成的江泰，却得到了曾文彩的崇拜。这位封建大家庭中的小姐，不但没有领悟到北京文化的真谛，而且完全被这种文化迷误，成了丈夫的附庸和封建文化的殉葬品。曾文清的妻子曾思懿“是一个自小便在士大夫家庭里熏陶出来的女人”，自私狠毒，伪善多疑，充分表现了封建礼教下北京文化的本质特征。虽然她也曾被人们看作是“对社会不但无用而且有害的废物”（胡风：《论曹禺的〈北京人〉》，《青年文艺》1卷1期，1942年10月），但她与曾文清、江泰、曾文彩有更多的区别，而更接近她的公公曾皓。她和曾皓都竭力维护封建家庭的规矩，只是一个还十分猖狂，一个已经威严扫地；他们也都有着自己的追求，只是一个为钱，一个为棺材。如果说在曾文清等身上还能看到一点北京文化的优雅外表，那么在曾思懿身上，一切都荡然无存了，只剩下赤裸裸的本质。曾文清和曾思懿的儿子曾霆，作为曾家的第三代，则完全继承了他父亲的特点，犹如曾文清第二，“生得文弱清秀”，长着一双“苍白得几乎透明的手”，“迈着循规蹈矩的步伐”，无疑，又是一个“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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