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教案[中国小说欣赏]

（选自颜流夕《还原人生与文化寓言》）

3．女人和城市

关于《长恨歌》，王安忆坦言：“在那里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个女人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王琦瑶这个角色自诞生之日起就与上海这座城市息息相关、血脉相连，她的一生也即上海40年文明进程与社会变迁的映射。

当学生时代的王琦瑶乖巧可人地提着花书包出现在弄堂口，谁会想到她随后的命运跌宕起伏。“四十年的故事都是从去片厂这一天开始的”，看似不成功的试镜和拍照，却成功地铺就了通向“沪上淑媛”以及“三小姐”的辉煌道路，而此后的潮起潮落、命运多舛也应该追溯到那一时刻。邬桥的外婆将王琦瑶一眼看穿：“这孩子的头没有开好，开头错了，再拗过来，就难了。”蒋母也一针见血地指明了王琦瑶的尴尬：“这样出身的女孩子，不见世面还好，见过世面的就只有走这条路了。”没开好头的原因就在于“长得忒好”，“长得好，自己要不知道还好，几年一过，便蒙混过去了。可偏偏是在上海那地方，都是争着抢着告诉你，惟恐你不知道的。所以，不仅是自己骗自己，还是齐打伙地骗你，让你以为花好月好，长聚不散”。“长得好”让王琦瑶这个外表柔顺乖觉的女孩子内心潜藏了一股涌动的暗流，她认为靠自己的外貌可以去改变弄堂出身的命运。其实在40年代的十里洋场，活跃着很多这样的女子，她们通透世故又有着小小的天真，她们热中于“不动声色”甚至“漫不经心”地乘势推展。这些女人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上海短暂却又永恒的华美。但是，在巨大的社会变革袭来的时候，个个心中期许的“好花常开”“好景常在”成为最先破灭的童话，分崩溃散。女人们的梦想、荣耀、无奈、悲凉、坚韧、守候……均随着繁华旧梦此起彼伏地枯容不迭。“花好月圆”不是“长聚不散”的，但是“王琦瑶”却是永远“长痛不息”的。

所以，王琦瑶的身世遭遇具有象征意义，代表“过去时”的上海，是由历史与现状构成的上海旧幻的神话。王安忆试图将上海40年飘摇变迁的历史浓缩于王琦瑶一个人的经历之中，试图将旧上海的风貌浓缩在王琦瑶生活的那个陋巷蜗居之中。

有评论者认为“王琦瑶这样一个人物的创造，或是以她为对上海的历史命运的写照，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使命”，王安忆以日常生活的层面来完成这一使命却使她与上海有了同构的性质：王琦瑶就是上海，上海的历史就是由“王琦瑶”们创造的。王琦瑶和上海一样，历经数劫依然百折不挠、生机盎然。作者把对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包括语言、上海人的世界观等的潜心关注都化成了《长恨歌》中王琦瑶美丽、单纯、不幸的一生。“人是无所谓有什么本性的，他惟独只有一部历史。”作者把一些读者关注政治、关注大时代风云、关注社会变革的审美趣味收拢来，引向对一个置身于大时代之外，但命运又不免受大时代变动影响，用大时代的边角料锲而不舍裁剪自己人生的一个女人命运的关注。

（选自陈佳佳《〈长恨歌〉“日常”历史观的解读》）

四、语言特色

1．纯叙述性的语言格调

《长恨歌》除了讲了一个好故事外，另有一种引人入胜的魔力，那就是它的语言魅力。《长恨歌》的叙述节奏相近，速度均匀，小说描写世俗的生活细节繁密堆积，密不透风的语言风格让人感到充裕与满足。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往往只要有一个感觉或者细节的触动，密集的词藻便蜂拥而来，好像词句自身在分裂、繁殖，左右盘旋，雍容不迫，不可遏止。这使得情节的推进十分缓慢，有时甚至“语言的空间代替了故事的进度”。

然而，这种叙述又不是毫无节制任其漫溢的，面对纷繁芜杂的日常生活，王安忆采取了一种具有概括力的理性叙述，避免造成唠叨反复的文字堆砌，完成了眼花缭乱的细节背后的理性操作，显示了其成熟的文字功力。这是难能可贵的，用王安忆自己的话说是：“《长恨歌》的叙事方式包括语言都是那种密不透风的，而且要在长篇中把一种韵味自始至终贯穿下来，很难。”然而她却做到了。“《长恨歌》的写作在我的创作生涯中达到了某种极至的状态。”这种“极至的状态”可以理解为这种纯粹的叙述性的语言格调。

对于这种叙事的方法、语言的风格，王安忆有着充分的自觉──

我近来常常感到所谓写小说，就是一定要把小说语言和日常生活语言区别开来。小说是小说家自己讲的话，既然这样，在小说中戏剧性地模仿人物语言以至于达到类似日常生活中的那种真实性，就越来越值得怀疑了。我以前写人物对话，总是“他说……”“她说……”照录不误，现在，这种写法我总是力求加以避免。这看起来是个小问题，但是我认为也许是个一直被大家忽略了的大问题、根本的问题。归根结底，小说语言是一种叙述语言，也可以说是语言的语言或抽象性的语言。小说家寻找一种生活中没有的语言去描绘生活中到处都可以碰到的一些经验现象包括语言现象，这是问题的关键。

（选自王安忆《当前文学创作的“轻”与“重”》）

在《长恨歌》中她的叙述性语言被操练得越来越圆熟，甚至可以说达到了炉火纯青。她小说中的社会环境、人物个性已不再是通过对话表现出来，而是通过语言表现出的文化意蕴间接地去表现环境和人物，是用语言来表现意义上的小说。在小说中王安忆对40年代大上海以及活动在这个舞台上的上海人的心态把握得十分准确，叙述态度宁静从容，语言优雅古典却又现代味十足，口气老到而又特别明亮深情，表现出丰富的文化内涵。故事展开的现实时空完全被心理时空所代替，社会环境、人物语言、故事情节、人物心理等都是由叙述人的叙述话语传达出来的。从小说的语言形态来看，完全没有了她前期小说中出现的“他说”“她说”这种直接引语，小说中完全用的是陈述式的句子，是作家转述的语言而没有人物的生活语言。这种纯叙述的语言方式把故事与作者的关系拉近了，而把故事与读者的关系拉远了……王安忆自己有意识有目的地朝着小说语言的全面叙述化方向发展，这不仅标志着她语言风格的转变，也是她创作思想走向成熟的体现，使她感到只有使用纯叙述语言这样才能自由地阐述她的世界观，才能更充实地表达她的心灵世界，更淋漓尽致地议论生活。

（选自叶红、许辉《论〈长恨歌〉的主题意蕴与语言风格》）

2．陌生化语言的智慧

王安忆在《漂泊的语言》中对语言的“陌生化”有所解释：“所谓陌生化，就是对常规常识的偏离，造成语言理解和感受上的陌生感。在指称上，要使那些现实生活中为人们习以为常的东西化为一种具有新的意义、新的生命力的语言感觉；在语言结构上，要使那些日常语言中为人们司空见惯的语法规则化为一种具有新的形态、新的审美价值的语言艺术。”“要实现陌生化，不仅要有感受的‘新’、体验的‘新’，还要有语言的‘新’，陌生化是以感受与体验为基础，以语言与修辞为手段。”仅仅在课文节选的这几段文字中，我们就可以充分地体验到这种“陌生化”语言的智慧。

比如：“它不看远，只看近，把时间掰开揉碎了过的，是可以把短暂的人生延长。”“他们一边说明天见，一边心里不愿意今夜结束，明天再好，也是个未知未到。今夜就在眼前，抓一把则在手中。”这两个句子中，作者通过“掰开揉碎”“抓一把则在手中”使抽象的时间达到一种具体化的呈现。又如：“暮色流进窗户，像是温暖和稀薄的液体，一切都蒙上了一层膜。”句中“暮色”与“流”的陌生搭配，把“暮色”比喻成液体，生动地描绘了暮色渐渐降临的过程。

像这样的句子在《长恨歌》中密度很大，几乎是贯穿整部小说，可以随手拈来，正如文中所说“把时间掰开揉碎了过”，《长恨歌》中许多警言妙语也都值得“掰开揉碎”来仔细品味。它们或是通过一些令读者感到陌生、偏离常规的语言形式，或是通过词类活用、陌生搭配，或是通过大量新颖的通感、比喻，形成了整部小说与众不同的风格。这些警言妙语，看似诙谐奇妙，但却又都是残酷的真理。它们都来自作者深刻的生活体验，是对生活现象提纯思考后的智慧结晶。作者以一个文化人的姿态和口气写着这部文化小说，在议论中把极哲学的问题形象化、具体化，就像一个来自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智者，既一分不差地还原着生活的本真，又高高在上地审视着生活，总结着生活。

此外，作者不仅仅把语言的陌生化单纯地作为一种感受与体验的语言再现，她更是把这作为一种自觉的语言追求，作为其构筑小说语言的手段之一。陌生化可以化平淡为神奇，化习常为新异，从而增加作品含蓄蕴藉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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