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兰河传》教案[中国小说欣赏]

呼兰河传

综述

一、萧红与《呼兰河传》

萧红，原名张迺莹，笔名悄吟、玲玲、田娣，1911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1935年在上海出版成名作《生死场》时，开始用萧红作笔名，鲁迅为书作序，序言中称赞萧红所描写的“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品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从而奠定了萧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初的地位。在萧红不到十年的创作生涯中，主要作品有小说《生死场》（1935）《马伯乐》（1941）《呼兰河传》（1942），散文集《商市街》（1936）《回忆鲁迅先生》（1940）等。

萧红一生生活动荡，情感也遭受挫折。寂寞的童年生活以及成年后在战乱中颠沛流离的岁月强化了她性格中的敏感和坚韧倔强，同时，女性所独有的纤细、敏锐的艺术感觉和艺术感悟能力，使她成为一位体验型、情绪型的作家，“她是凭个人的天才和感觉在创作”。在萧红生命的最后两年里，她远离故土，索居香港，在艰苦的生活环境和孤寂的心境中度过。1942年12月20日，萧红在寂寞、怀旧的心情中，完成了长篇小说《呼兰河传》。这部小说可以称得上是其艺术上的颠峰之作。

《呼兰河传》融进了作者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情绪记忆。作品不着力塑造“典型”的人物，也不刻意丰满故事的情节，而从叙述的结构章法上突破传统、另辟蹊径，用一种率直的真实、凄婉细腻的笔触，真实、感人地再现了呼兰河的乡土人情、风俗习惯。并通过作者年幼时代的生活和感受，反映出呼兰河畔人民的生活、思想和精神状态。

二、概要

1．小城故事

在《呼兰河传》这部作者晚期杰作中，她以散文化的笔调抒写了以家乡为原型的“呼兰河”城的“传记”，这“传记”记录了呼兰河的四时风俗，“我”的美丽而寂寞的童年，以及小城里各式各样琐屑平凡的人世悲欢。

小说以东二道街上的“大泥坑子”为起点，展开了关于呼兰河人日常生活的叙述。那个当街的五六尺深的大泥坑时常闹出乱子：车马倒在污泥中了，救马的与喝彩的，一时热闹非凡，大人们挣扎许久终于过去了，小孩子掉下去又被救起来了，猪淹死了……大泥坑上总是“盛事”不断，呼兰河人应付着、忍受着，然而，“说用土把泥坑来填平的，一个人也没有”。“大泥坑”也许是一种象征，小城里的人们，也是挣扎在人间，被风霜雨雪吹打着，却又麻木因循地生活着：卖豆芽菜的王寡妇死了独子，虽然疯了，但依然卖豆芽菜；扎彩铺的伙计们扎出了富丽的阴宅，却依然在人间辛苦地生老病死；小胡同里一篮麻花，可以惹出一家小孩的追打；一块豆腐也能为人们的晚餐锦上添花……事实上，呼兰河人对于死后的想像，要比生前的实际生活丰富得多，一年之中必有跳大神、放河灯、唱野台子戏、逛娘娘庙大会等各式各样的“精神盛举”。对这些以鬼神的名义兴起的人间盛事，呼兰河人乐此不疲。

在自家的后花园内，是有祖父陪伴的多彩童年，后花园外却是荒凉的院落以及穷困租户的别样人生。长蘑菇的草房子里住着几个漏粉的，旁边的小偏房里住着一家赶车的，他们的日子交织着微末的欢喜和沉默的不幸。小团圆媳妇是赶车的老胡家为他们的二孙子娶的童养媳，是一个黑忽忽、笑呵呵的女孩子，然而照“规矩”经过婆婆的毒打与烙脚心的“调教”之后，日渐病倒，又经过跳大神、吃偏方、抽帖儿、用大缸洗澡种种奇特的“治疗”，终于死去。有二伯是“我”家的一位古怪亲戚，他无家无业，居无定所，生活窘迫，甚至有些小偷小摸的劣习，但同时却又敏感而自尊。他对砖头和云雀讲话，忌讳人家喊他乳名，他年过六旬却被年轻的主人打倒在地，他感到凌辱而想到死，但又缺乏自杀的勇气，最终他的“跳井”“上吊”成为人们的笑料。临着“我”家后园的磨房里住着冯歪嘴子，他和邻家王大姐不声不响成了家，刚生下的孩子，在零下的温度里只能盖着面口袋取暖，但这并不妨碍冯歪嘴子对生活的执著，他依然努力拉磨，卖年糕，最终王大姐在街坊邻居的闲言碎语中抑郁而亡，冯歪嘴子和他的儿子们却坚强地活着……

茅盾在给《呼兰河传》作的序中这样描写呼兰河城的生活状态：

呼兰河这小城的生活也是刻板单调的。

一年之中，他们很有规律地过生活；一年之中，必定有跳大神，唱歌，放河灯，野台子戏，四月十八日娘娘庙大会……这些热闹、隆重的节日，而这些节日也和他们的日常生活一样多么单调而呆板。

呼兰河这小城的生活可又不是没有音响和色彩的。

大街小巷，每一茅舍内，每一篱笆后边，充满了唠叨，争吵，哭笑，乃到梦呓，一年四季，依着那些走马灯似的挨次到来的隆重热闹的节日，在灰黯的日常生活的背景前，呈现了粗线条的大红大绿的带有原始性的色彩。

呼兰河的人民当然多是良善的。

他们照着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他们有时也许显得麻木，但实在他们也颇敏感而琐细，芝麻大的事情他们会议论或者争吵三天三夜而不休。他们有时也许显得愚昧而蛮横，但实在他们并没有害人或害自己的意思，他们是按照他们认为最合理的方法，“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2．内涵丰富的回忆的诗学

有一类作家几乎完全生活在回忆里，萧红可以说是这类作家的一个卓越代表，《呼兰河传》是一篇典型的对于故乡和童年的追忆之作。

近来学界对《呼兰河传》的研究已充分地探讨了它对于“回忆的诗学”的独特贡献。谢茂松即认为“回忆”对《呼兰河传》具有总体的统摄作用。它是一种生命的和艺术的双重形式。作为生命的形式，意味着回忆构成了萧红的灵魂的自我拯救的方式，正如普鲁斯特在写作中回忆，在回忆中写作进而把回忆当成个体生命的现实形态一样。而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则意味着回忆在小说中承载着基本的结构的和美学的功能。它生成着或者说决定着小说的技巧。人的生理或心理性的回忆往往表现为一种非逻辑性的形态，当这种非逻辑性的形态落实在小说中，则体现为心境与情绪的弥漫，在这种弥漫中小说不断闪回既往岁月留给作者深刻印象的那些记忆场景。这便是人类本真的回忆在小说中的如实反映。《呼兰河传》在这个意义上堪称是考察文本中的记忆形态的不可多得的标本。在《呼兰河传》中想捕捉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情节性的故事线索是不大可能的。小说是一系列场景和印象的连缀，是童年镜头与画面的组接。贯穿的线索不是情节，而是情绪。而回忆的情绪自有其逻辑，在《呼兰河传》中表现为叙事者的心绪总是在悲凉和温暖两极之间循环。

这种情绪的循环昭示了在回忆性的叙述中，作者总是在过去和当下两个时空不断穿行。任何写作都是一种当下行为，即使是如《呼兰河传》这种童年追忆体小说，在写作时，当下仍然是被作者意识到的一种时空和处境，甚至是有力制约作者正在进行着的创作的现实因素。我们在《呼兰河传》中，分明可以感受到作者的回忆总是进出于童年和现实之间，一旦叙事者沉浸于童年关于祖父和后花园的美好记忆时，叙述的调子就逐渐温暖；而每当回忆告一段落，现实处境便乘虚而入，悲凉的情调则氤氲起来，并最终构成了整部小说的贯穿性主调，笼罩着叙事者灌注了全部生命和感情的倾诉。读罢《呼兰河传》你可能会忘却小说中的全部细节，但那种弥漫的情绪却会长久地滞留在心中。不妨说，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正是回忆本身固有的机制。

对回忆的模式的归纳并不意味着“回忆”已完全缝合了小说的全部叙述，相反，看看小说中的哪些部分无法被纳入“回忆”框架，是更有意味的诗学问题。在《呼兰河传》中，我们发现小说的第五章很难被纳入“回忆的诗学”的范畴。这一部分讲的是小团圆媳妇的故事，叙事者“我”渐渐隐去，而小说回溯性的限制叙述也渐渐有了全知的味道，小说的调子也开始充满反讽、调侃，甚至幽默。与前面的叙述“我”与祖父的故事的个人性话语相对照，这一段叙述他者的故事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沿用一种“五四”式的启蒙主义话语，这为《呼兰河传》带来了另一种声音。它超出了“回忆”的叙述框架，打破了小说自叙传式的自我生命拯救的命意，从而为小说带来了改造国民性的主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回忆的模式就被纳入了一个更大的结构框架之中。《呼兰河传》由此成为一个几种类型的声音并存的文本。它容纳了民俗学、人类学的话语，国民性改造的启蒙主义话语，以及关涉自我生命拯救的个人性话语。因此，它其实缝合了萧红的多重的文化想像。而多年来对《呼兰河传》各种角度研究之间的歧异也正根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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