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任何一个单独工作的作者来说，即令他能像我这样，得到几个亲密的合作者的帮助，在这样广阔的领域里，要单凭第一手材料来写作，那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在尽量利用原始材料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得到的第二手资料。事实上，大部分中文或日文的资料都是西方的科学史家们所不知道的。因此我感到，即便本书主要只是一本书目，那也是非常有用的。可是我相信，读者会感到它还不止是一本书目而已。
实际上，这本书难道不能看作是对增进国际了解的一个贡献吗？中国人民的真正的才智难道没有被西方所大大误解过吗？中国人的这种才智，过去很普遍而且经常地被一些中国文人向西方读者说成是主要表现在农业和艺术方面的才能，结果，西方人就完全忘记了在公元后的头13个世纪曾从中国传去的许许多多技术发明，而且往往一点也不知道它们是从哪里来的。例如，人们已经忘记了，整个化学中最重要的根源之一(即使不是最重要的唯一根源)就是地地道道从中国传出的。不过，这种例子实在举不胜举，要是在这里举太多，下面就不好谈了。
由于现代科学是从17世纪在欧洲兴起的那个运动中诞生的，因此也许有人在评价过去的科学和技术时，会以它是否曾对这个运动作出过直接贡献来作为标准。中国的发现和发明在这一方面的贡献实际上究竟有多大，还有待研究。可是，即使假定研究的结果证明中国在这方面并未作出什么贡献，那末，是不是有任何理由贬低研究中国的发明创造的价值呢？不管怎样，事情是已注定了的：世界只有一个。全世界人民必须共同生活在这个由于飞机和无线电的发明而日益缩小的世界内。如果一个人了解其他民族的文化先驱者们的成就能像了解他们自己的文化先驱者们的成就那样清楚，那他就必定只能对其他民族的成就给予应有的了解和赞赏。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一种新的大同世界的黎明时期。假使人类能战胜那些掌握着空前未有的强权而不负责任的人们所带来的危机，那末，大同世界的观念便能把一切国家的劳动人民团结成一个共同的、合作的社会。这座大厦的柱石就是相互间的谅解。事实上，本书就是本着兰斯洛特、安德鲁斯的团结精神来写的(而且“应用了出类拔萃的东方语言”)。上世纪为安德鲁斯写传记的人曾说过：“许多人认为，在各种语言和意见纠缠不休的时代，他可能恰好成为一个最高的仲裁者(假使他还活着的话)。”
今天，虽然有一些“白种人”可能已经放下他们的“包袱”，甚至把它忘记了，然而，难道就没有一些欧洲人，当他们看到现代科学技术已使整个世界的面貌发生了变化的时候，会常常情不自禁地对自己说，归根结底，这一切毕竟是从欧洲的伽利略和凡萨里乌斯开始的，从而得出欧洲人得天独厚的结论吗？这种看法必须加以有益的纠正。在人类了解自然和控制自然方面，中国人是有过贡献的，而且贡献是伟大的。像伽利略和凡萨里乌斯等一类人物之所以都出在欧洲，很可能完全不是因为欧洲人有什么内在的优越性，而是由于欧洲有一些有利的环境因素，而这些有利因素过去没有也不能够在其他民族的不同的地理背景以及受其影响的不同社会进程中起作用罢了。无论如何，这个问题是值得探讨的。目前，有一点是肯定的：没有一个民族或一个多民族集体曾经垄断过对科学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各个民族的成就，应该由全世界人民携起手来共同赏识，纵情歌颂。
——选自《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李约瑟(1900—1995)，英国学者。著有《中国科学技术史》(7卷34分册)。在这部著作中，他以浩瀚的史料、确凿的证据向世界表明：“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上曾起过从来没有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在现代科学技术登场前十多个世纪，中国在科技和知识方面的积累远胜于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