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传》原文和译文

谭嗣同传 
梁启超 
广东番禺中学  黄杰雄 
谭君字复生，又号壮飞，湖南浏阳县人。少倜傥有大志，淹通群籍，能文章，好任侠，善剑术。父继洵，官湖北巡抚。幼丧母，为父专所虐，备极孤孽苦，故操心危，虑患深，而德慧术智日增长焉。弱冠从军新疆，游巡抚刘公锦棠幕府。刘大奇其才，将荐之于朝；会刘以养亲去官，不果。自是十年，来往于直隶、新疆、甘肃、陕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台湾各省，察视风土，物色豪杰。然终以巡抚君拘谨，不许远游，未能尽其四方之志也。自甲午战事后，益发愤提倡新学，首在浏阳设一学会，集同志讲求磨砺，实为湖南全省新学之起点焉。时南海先生方倡强学会于北京及上海，天下志士，走集应和之。君乃自湖南溯江下上海，游京师，将以谒先生，而先生适归广东，不获见。余方在京师强学会任记纂之役，始与君相见，语以南海讲学之宗旨，经世之条理，则感动大喜跃，自称私淑弟子，自是学识更日益进。 
译：谭君字复生，又号壮飞，是湖南浏阳县人。年少时豪爽洒脱，胸有大志，深通群籍，能写文章，喜欢侠义之举，擅长剑术。他的父亲谭继洵，官至湖北巡抚。谭嗣同小时候就死了母亲，被父亲的小妾虐待，受尽孤臣孽子之苦，所以操心危难的事，忧虑祸患比较多，品德才智一天天增长起来。20岁从军新疆，游巡抚刘锦棠的幕府。刘锦棠很欣赏他的才华，打算向朝廷推荐他，恰逢刘锦棠因为侍奉亲人而辞官，事情没有结果。自此以后十年，谭嗣同来往于直隶、新疆、甘肃、陕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台湾各省，察看风土人情，物色英雄豪杰。然而最终因为他父亲为人拘谨，不许他远游，未能了却其游览四方的志向。自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后，谭嗣同更加发奋提倡西方的新学，起始在浏阳开设了一个学会，征集志同道合的人一起琢磨学问品性，这实际上是湖南全省新学的起点。当时，康有为先生正在北京与上海倡设强学会，天下的有志之士，都奔走响应。谭嗣同于是从湖南沿江而下，到上海，再游历北京，打算拜谒康先生，可是先生正好回广东，所以没有见到。我正在北京强学会任编辑工作，始与他相见，告诉他康有为讲学的宗旨，治理国家的思想，他听了很受感动，十分欢喜，自称是康有为的私淑弟子，从此学识更加长进。 

时和议初定，人人怀国耻，士气稍振起。君则激昂慷慨，大声疾呼。海内有志之士，睹其丰采，闻其言论，知其为非常人矣。以父命就官为候补知府，需次金陵者一年，闭户养心读书，冥探孔佛之精奥，会通群哲之心法，衍绎南海之宗旨，成《仁学》一书。又时时至上海与同志商量学术，讨论天下事，未尝与俗吏一相接。君常自谓“作吏一年，无异入山”。     时陈公宝箴为湖南巡抚，其子三立辅之，慨然以湖南开化为己任。丁酉六月，黄君遵宪适拜湖南按察使之命；八月，徐君仁铸又来督湘学。湖南绅士某某等蹈厉奋发，提倡桑梓，志士渐集于湘楚。陈公父子与前任学政江君标，乃谋大集豪杰于湖南，并力经营，为诸省之倡。于是聘余及某某等为学堂教习，召某某归练兵。而君亦为陈公所敦促，即弃官归，安置眷属于其浏阳之乡，而独留长沙，与群志士办新政。于是湖南倡办之事，若内河小轮船也，商办矿务也，湘粤铁路也，时务学堂也，武备学堂也，保卫局也，南学会也，皆君所倡论擘画者，而以南学会最为盛业。设会之意，将合南部诸省志士，联为一气，相与讲爱国之理，求救亡之法，而先从湖南一省办起，盖实兼学会与地方议会之规模焉。地方有事，公议而行，此议会之意也；每七日大集众而讲学，演说万国大势及政学原理，此学会之意也。于时君实为学长，任演说之事。每会集者千数百人，君慷慨论天下事，闻者无不感动。故湖南全省风气大开，君之功居多。  
译：当时中日议和的〈马关条约〉刚刚签订，人人心怀国耻，士气稍有振作。他慷慨激昂，大声疾呼。海内有志之士，看到他的丰采，听到他的言论，便知道他不是一般的人。因父亲的要求，他做了候补知府，在金陵等待补官一年，闭户静心读书，深探孔子、佛家学说的精奥之处，融会贯通群贤的思想方法，推广康有为的学说宗旨，写成了〈仁学〉一书。又经常到上海与同志商量学术，讨论天下大事，未曾与污浊的官吏相接触。他经常对自己说“做了一年的官，无异于躲入深山隐居一般”。这时陈宝箴做湖南巡抚，他的儿子陈三立辅佐他，慷慨激昂，将湖南的开化当作自己的使命。1897年6月，黄遵宪恰好就任湖南按察使，8月，徐仁铸又来督办湘学。湖南绅士某某等精神振奋，行动积极，提倡新学于家乡，有志之士逐渐会集于湖南一带。陈宝箴父子与前任学政江标，打算在湖南大集豪杰，一起出力经营，做其他省的先导。于是聘任我及某某等做学堂的教习，召集某某回来练兵。谭嗣同也是被陈宝箴所敦促，辞官回家，把家属安置在浏阳家乡，一个人留在长沙，与众多志士一起办理新政。于是湖南倡办的事，像内河小轮船、商办矿务、湘粤铁路、时务学堂、武备学堂、保卫局、南学会，都是他提倡论证策划的，这中间以南学会最为盛大。开设南学会的用意是，打算集合南部诸省的志士，联结为一气，相互讲述爱国的道理，谋划救亡的办法，先从湖南一省开办，这实际上兼有学会与地方议会的规模。地方上有什么事情，大家一起议定而行，这其实是学会的意思。这个时候，谭嗣同其实是学会的学长，担任演说的事务。每次会议集合有几百上千人，他慷慨激昂，谈论天下大事，听的人无不受到感动。所以说，湖南全省风气大开，他的功劳是很大的。 

      今年四月，定国是之诏既下，君以学士徐公致靖荐被征。适大病不能行，至七月乃扶病入觐，奏对称旨。皇上超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与杨锐、林旭、刘光第同参预新政，时号为军机四卿。参预新政者，犹唐宋之参知政事，实宰相之职也。皇上欲大用康先生，而上畏西后，不敢行其志。数月以来，皇上有所询问，则令总理衙门传旨，先生有所陈奏，则著之于所进呈书之中而已。自四卿入军机，然后皇上与康先生之意始能少通，锐意欲行大改革矣。而西后及贼臣忌益甚，未及十日，而变已起。   
 　　译：今年四月，决定国家大计的诏书颁布后，谭君由于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的保荐，被皇帝宣召。碰上他这时生着大病不能上路，直到七月间带病进见皇帝。召见时，他回答皇帝的话很合皇帝的心意，光绪破格提升他为有四品卿衔头的军机章京，同杨锐、林旭、刘光第一起参预新政，当时称为“军机四卿”。参预新政的几人，犹如唐宋时代的“参知政事”，实际上是宰相的职位。光绪本想重用康有为先生，但是害怕西大后，不敢按自己的想法办。几个月来，光绪有询问的事，就让总理衙门传达旨意；康有为有向上报告的事，就写在他呈给皇帝看的书信里了。自从“四卿”进入军机处，这以后光绪同康有为之间的意见开始能够稍稍通达，决心要实行大的改革了。然而西太后及奸臣也就忌恨更厉害了，不到十天，政变就发生了。    
      
 　　初，君之始入京也，与言皇上无权、西后阻挠之事，君不之信。及七月二十七日，皇上欲开懋勤殿设顾问官，命君拟旨，先遣内侍持历朝圣训授君，传上言康熙、乾隆、咸丰三朝有开懋勤殿故事，令查出引入上谕中，盖将以二十八日亲往颐和园请命西后云。君退朝，乃告同人曰：“今而知皇上之真无权矣。”至二十八日，京朝人人咸知懋勤殿之事，以为今日谕旨将下，而卒不下，于是益知西后与帝之不相容矣。二十九日，皇上召见杨锐，遂赐衣带诏，有“朕位几不保，命康与四卿及同志速设法筹救”之诏。君与康先生捧诏恸哭，而皇上手无寸柄，无所为计。时诸将之中，惟袁世凯久使朝鲜，讲中外之故，力主变法。君密奏请皇上结以恩遇，冀缓急或可救助，词极激切。八月初一日，上召见袁世凯，特赏侍郎。初二日复召见。初三日夕，君径造袁所寓之法华寺，直诘袁曰：“君谓皇上何如人也？”袁曰：“旷代之圣主也。”君曰：“天津阅兵之阴谋，君知之乎？”袁曰：“然，固有所闻。”  
译：起初，谭君刚进京，（有人）跟他谈到皇上手中无权和西大后阻挠变法的事情，他不相信那些说法。到七月二十七日，皇上想开懋勤殿设顾问官，指令谭君起草诏书，先派太监拿出历朝皇帝的遗训给他，（大监）转达皇上的话，说康熙、乾隆、咸丰三朝都有开懋勤殿的先例，叫他查出引入诏谕中，因为皇上将在二十八日亲往颐和园向西太后请示。谭君退朝回来，就告知同事说“我现在才知道皇上真的没有权了。”到二十八日，朝廷里人人都知道皇上拟开懋勤殿的事情了，以为今天诏谕将要下达，可是终于没有下达，于是大家越发知道西大后与皇上已互不相容了。二十九日，皇上召见扬锐，接着交给他一份“衣带诏”，上面有“我的帝位几乎不能保住，命令康有为与‘四卿’和其他同志从速设法营救”的话。谭君和康有为棒着“衣带诏”大哭。可是皇上手里没有一点权柄，真拿不出好办法来。当时在许多将领之中，只有袁世凯长时间出使朝鲜，研究过中国和外国的国情，是力主变法的。于是谭君向皇上密奏。用优厚的待遇去联络他，希望在危急时或者能得到救助，话说得很激昂痛切。八月初一日，皇上召见袁世凯，特别赏赐他侍郎的官衔。初二日，又再一次召见他。初三日晚上，谭君本人直接到袁世凯居住的法华寺去拜访，直接了当地问袁世凯：“你认为皇上是怎样的一个人？”袁世凯说：“是一代少有的好皇帝！”谭君又问：“天津阅兵的阴谋，您知道吗？”袁世凯说：“是的，本已听到了一些传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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