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情节，小说中还有诸多因素可以作为结构的支撑力量。《半张纸》就是将一张记录电话的小纸片这一“物象”的张力发挥到极致；在《安东诺夫卡苹果》中，作者依靠浓郁的情感氛围把看似散漫的文字连缀起来。这种情感，除了清新的抒情，还有感伤的怀旧。小说中随处散布着诸如“我怎么也忘怀不了”“我至今还记得”“我对……还记忆犹新”这样的句子，这些句子是这种情感隐形结构从云雾中显露出来的部分。而“安东诺夫卡苹果的香气正在从地主庄园中消失”更成为结构上的核心句子；《清兵卫与葫芦》中，除了情节，清兵卫的性格特点也是重要的结构力量，倘若他不是几乎略带偏执地喜欢葫芦，小说中的情节、场景也就无由发生；而《牲畜林》，虽然也有一个又一个的危机，但它主要还是靠一个极具象征意味的意象“牲畜林”和相应的叙述方式来实现它的结构功能。
2．层层推进
古典小说常采用层层推进的结构。即使是在规模较大的小说中，线索以种种方式排列组合，就出现了一系列具体的结构方式：双拱式、钟漏式、扇形式、网状式、双环式、复调式，等等。
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宁娜》是典型的“双拱式”结构，两条线索，一条是安娜与沃伦斯基，另一条是列文与吉娣。两条线索似乎各走各的，从不交叉，但实际上，作者是将它们相互对比，在对比之中寄托自己的许多想法。
为了保持这种线性结构，作者常常故意“延迟”小说的进展。20世纪形式主义学派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在研究了大量民谣、童谣、神话、民间故事之后，发现它们的一系列手法：反复、同语反复、心理对照、延缓、重复叙事……而所有这些手法，都在于尽量拉开我们与终点的距离，拖延到达的时间。因为小说不能总是平缓地前进，否则就将使读者产生阅读的疲劳。它必须让读者不时觉得会发生些什么，使他们由平静而转入紧张。
什克洛夫斯基说：“美满的互相倾慕的爱情的描写，并不形成故事，或即便形成，也只是在描写不顺利的爱情这一传统的背景上来理解的。故事需要的是不顺利的爱情。”（见什克洛夫斯基《故事和小说的构成》，载于《小说的艺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69页）不仅是爱情，世间一切事莫不如此，顺利是相对的，不顺利是绝对的。从某种程度而言，小说要写的，就是这些具有绝对性的不顺利。所以，“延迟法”的使用经常是不可避免的。
“延迟”使得“层层推进”更有层次。
3．生活的横断面
从欣赏心理来看，层层推进的小说，会产生一种耐久而强大的吸引力而使读者欲罢不能，同时，有一种阅读的稳定感。不过，层层推进的结构是选取生活长河的一部分讲个故事，但生活却未必都是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一个故事，未必有故事之间的连贯性。如果按照既定的小说结构模式来写，那么势必要对生活大加砍伐，删繁就简，再大加演绎，突出重点。
于是就有了另一类写法：切开生活的横断面。
《半张纸》是小开口深掘进，着眼点不在于这个开口，而在于它投射出来的生活记忆；《桥边的老人》也是切开生活的横截面，而且这个开口本身已经很有说头。这个截面像一幅小小的速写画，生动、清晰，但它又无非是一个截面而已，至于主人公以前经历过些什么，以后会发生什么，一概留给读者去想像。根据这个截面已经提供的信息，读者虽然不能尽知前前后后的事情，但也能影影绰绰料想到许多背后的故事。
有的中长篇小说也会采取这样的结构方法。比如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老人与海》。《丧钟为谁而鸣》几十万字的篇幅，只写了前后三天的事，浓缩了主人公的一生。长篇小说也这样写，并能毫无兑水稀释的感觉，是很见作家功力的。
还有一些小说，连横截面的结构也觉得拘束，干脆把生活本身的发展顺序完全打乱，来回往复，自由跳转，在生活长河的一个个点与面之间舞蹈。
4．按照心理时序而展开
现代小说的结构常常以人物的心灵乃至小说叙述者的心灵作为中心。心灵的特点是一派纷乱。意识、潜意识，各种念头、各种情绪，争先恐后地涌出。而且它们彼此相互影响，不可分割。19世纪末，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提出，把意识看做是由确定的意象组成，犹如说一条河是由若干桶水组成一般可笑，因为意识中每一个鲜明的意象都是浸染在围绕它们流淌的活水之中。这就是“意识流”。他的弟弟、小说家亨利·詹姆斯和其他人一道，使这个心理学发现逐渐成为一派小说，著名作品有爱尔兰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英国伍尔芙的《到灯塔去》《墙上的斑点》，法国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美国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等。
夏多布里昂曾写道：“每一个人身上都拖带着一个世界，由他所见过、爱过的一切所组成的世界、即使他看起来是在另一个不同的世界里旅行、生活，他仍然不停地回到他身上所拖带的那个世界去。”（见夏多布里昂《意大利之旅》，转引自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9页。王志明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精神情结，叙述的过程就是化解情结的过程。于是，就必须以心系事，以心系人。这还涉及到时间的体验问题。
威廉·詹姆斯说：“我们的体验有的是初次，有的感到熟悉，似乎曾经有过，但却无法说出它是什么，或者于何时何地体验过。这两种经验之间又有什么显著的不同呢?有时，一曲乐调、一丝芳芬、一种味道，都会把这种不可名状的似曾相识的感觉深深带入我们的意识之中，使我们为它们的神秘的情感力量所震动。”（转引自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2页）的确，在《追忆逝水年华》中，小主人公马塞尔通过回忆来寻找失去的时间；在《喧哗与骚动》中白痴班吉的记忆在不同时段来回跳跃，正是通过声音、芳香、味觉为契机的。过去的时间以一种似曾相识感与现在的经验相交汇，在意识的屏幕上弥散开来。
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就没有结构。普鲁斯特就非常看重结构：“毫无疑问，有朝一日能成为经典作家的创新者应该服从严格的内部纪律，而且首先应该是结构家。”（本段引文均见让—伊夫·塔迪埃《普鲁斯特和小说》，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228—229页）但他的结构是超越古典结构的，尤其是超越景致的、协调的、均匀的、有章法的法国式古典结构。他在写《追忆逝水年华》的时候，像建筑一座教堂一样，把作品各部分起名为“门廊”“教堂后殿的彩画玻璃窗”等。他自信于“这几卷书的惟一优点在于它的各个细微末节相互关连”。但他又精心“抹掉那些过于明显的结构痕迹”，使作品结构“不会被很快识别”。他确实创造了一座教堂，但这教堂不是简洁明了的，而是匠心独运、机关密布、处处讲究。
现代小说曾对古典小说如此在意结构颇多微辞，认为生活本身是无序的，难以捉摸的，严谨的、有逻辑性的结构是有悖于生活真实的。
但也有一些现代小说家如卡尔维诺、博尔赫斯、米兰·昆德拉等，对这种变革有着清醒的认识：不能因为世界是复杂的、表达的欲望是多元的，就放松对结构能力的追求。米兰·昆德拉曾提出，好小说就是要“能包容在现代世界存在的复杂性而不丧失其建筑结构的清晰明确。”他认为，“要抓住现代世界存在的复杂性，在我看来，需要有一种简洁凝练的技巧。不然的话，您就会堕入没完没了的冗长的陷阱。”把一个混沌的想法变为一个清晰的结构，需要下一番工夫。如前所述，结构是一只“容器”，如果你觉得这个“容器”碍手碍脚，那你就得自己去找“另一个”合适的“容器”；想彻底把“容器”丢在一边，仅凭一股艺术冲动，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这样的小说，对于读者而言，只能是一个空洞的谎言，而非真正的艺术。
现代小说家对古典小说发起一系列攻击，其中遭受炮火最多的山头之一就是结构。在他们看来，古典小说的结构是蠢笨的、机械的，由于它已经成了教条，生活在被这些结构方式剪裁之后，丢失了大量珍贵内容──这个“容器”只装适合它装的东西，把不适合它的东西统统丢弃在了一边。因此，他们不愿被既有的结构所束缚，而要从生活本身寻找结构。这意味着不被基本的结构模式所框范，将作家自己的经验看得高于一切。当如此写作之时，现成的小说结构模式自然失效了，代之而起的是从具体的生活经验和艺术提炼中得来的结构模式。
每个人对生活的感受是不一样的，那么，由此而生发出来的小说结构，也就具有了个体的独创性。如《牲畜林》也是写战争，但是它对战争的经验与其他同类小说颇有不同，因而它所寻找的结构力量也不一样。但这正是小说对生活的“发现”，倘若所有的小说写出来的生活都是一个味道，那么小说就可以寿终正寝了。正如米兰·昆德拉一再强调的：“小说之存在的惟一‘理由’，是发现那些只能为小说所发现的东西。”（见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作家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唐晓渡译）而拥有独特发现的小说，在结构上则必然会常中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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