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的叙述是非常节制的，对话看似简洁，其实蕴涵了大量的信息。
“什么动物？”我又问道。
“一共三种，”他说，“两只山羊，一只猫，还有四对鸽子。”
“你只得撇下它们了？”我问。
“是啊。怕那些大炮呀。那个上尉叫我走，他说炮火不饶人哪。”
“你没家？”我问，边注视着浮桥的另一头，那儿最后几辆大车正匆忙地驶下河边的斜坡。
“没家，”老人说，“只有刚才讲过的那些动物。猫，当然不要紧。猫会照顾自己的，可是，另外几只东西怎么办呢？我简单不敢想。”
老人对动物如数家珍，我们不但了解了老人平日的生活状况，这几只动物在老人心目中所占据的地位，还了解到老人离家时的无奈和被迫。“我”“注视着浮桥的另一头，那儿最后几辆大车正匆忙地驶下河边的斜坡”，暗示了我对老人命运的担心：没赶上去巴塞罗那的卡车就等于要留在战场上了，而此时，最后的大车也即将驶离。末尾处老人“摇晃了几步，向后一仰，终于又在路旁的尘土中坐了下去”。实际意味着老人凶多吉少的未来。这一切，都是被客观地呈现出来，让读者凭借小说所透露出的信息推导出来。
海明威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理论，叫“冰山理论”。他说，“冰山在海里移动很是庄严宏伟，这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在水面上”。他认为应该把思想、情感乃至语言与动作等八分之七的内涵隐藏起来，不要袒露出来。他的理由是，所有这一切被省略的东西，读者会通过自己的想像加以联接与弥补的。他的叙事极为收敛、简洁，传说他为追求简洁甚至站着写作，不让自己有多余的废话，甚至砍掉那些具有修饰意义和褒贬色彩的形容词。有批评家称他是一个手持板斧的人，将附在文学身上的那些没有必要的“乱毛”统统砍伐掉了。
或许正是这种含而不露的手法，令小说中的对话充满了弦外之音。小说结尾处，当“我”再次催促老人离开、而老人无力动身时，海明威这样写道：
“那时我在照看动物，”他木然地说，可不再是对着我讲了，“我只是在照看动物。”
为什么不再是对我讲了？或许是他不再期待“别人分担他的忧虑”；或许是他想以中断谈话的方式来谢绝年轻人的好意；或许是疲惫得连话都懒得再说了；也或许表明了他决定听天由命不再逃亡了。老人说“那时我在照看动物”，这个信息我们早已在前面听他告诉过我们了，他却依然喃喃自语地重复着。最后说“我只是在照看动物”，这一句只比前一句多一个“只是”，却意味深长。这里面交织着一种“怨”与“冤”的情感：我招惹谁了？我们招惹谁了？为什么要毁了这一切？在这言简意深的话语中暗含着对战争无声的控诉，使小说充满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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