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书的小学成志学校，现在是工会。自1929年起我在这里读了4年书。我每天自西院东北角家门口出发，沿着小路向南行，再向东南走，爬过一个小土山便到达当时的清华园围墙，然后沿着围墙北边的小路东行到成志学校。这样走一趟要差不多20分钟，假如路上没有看见蝴蝶或者蚂蚁搬家等重要事件的话。
另外一条我常常骑自行车走的路是自家门口东北行的大路。此路的另一端是当时的校医院(即今天的蒙民伟楼)旁的桥。每逢开运动会，我就骑自行车沿此路此桥去体育馆，和成志学校的同学们组织拉拉队呐喊助威。
父亲常常和我自家门口东行，去古月堂或去科学馆。这条小路特别幽静，穿过树丛以后，有一大段路左边是农田与荷塘，右边是小土山。路上很少遇见行人，春夏秋冬的景色虽不同，幽静的气氛却一样。童年的我当时未能体会到，在小径上父亲和我一起走路的时刻是我们单独相处最亲近的时刻。
我9岁至10岁的时候，父亲已经知道我学数学的能力很强。到了11岁入初中的时候，我在这方面的能力更充分显示出来。回想起来，他当时如果教我解析几何和微积分，我一定学得很快，会使他十分高兴。可是他没有这样做；我初中一年级与初中二年级之间的暑假，父亲请雷海宗教授介绍一位历史系的学生教我《孟子》。雷先生介绍他的得意学生丁则良来。丁先生学识丰富，不只教我《孟子》，还给我讲了许多上古历史知识，是我在学校的教科书上从来没有学到的。下一年暑假，他又教我另一半的《孟子》，所以在中学的时代我可以背诵《孟子》全文。
父亲书架上有许多英文和德文的数学书籍，我常常翻看。印象最深的是G．H．Hardy and E．M．Wright的《数论》中的一些定理和A．Speiser的《有限群论》中的许多space groups的图。因为当时我的外文基础不够，所以不能看得懂细节。我曾多次去问父亲，他总是说：“慢慢来，不要着急”，只偶然给我解释一两个基本概念。
1937年抗战开始，我们一家先搬回合肥老家，后来在日军进入南京以后，我们经汉口、香港、海防、河内，于1938年3月到达昆明。我在昆明昆华中学读了半年高中二年级，没有念高三，于1938年秋以“同等学力”的资格考入了西南联合大学。
1938年这一年，父亲介绍我接触了近代数学的精神。他借了G．H．Hardy的Pure Mathematics与E．T．Bell的Men of Mathematics给我看。他和我讨论set theory、不同的无限大、the Continuum Hypothesis等观念。这些都给了我不可磨灭的印象。40年以后在Selected Papers，1945-1980。with Commentary(Freeman and Company，1938)第74页上我这样写道：
我的物理学界同事们大多对数学采取功利主义的态度。也许因为受我父亲的影响，我较为欣赏数学。我欣赏数学家的价值观，我赞美数学的优美和力量：它有战术上的机巧与灵活，又有战略上的雄才远虑。而且，奇迹的奇迹，它的一些美妙概念竟是支配物理世界的基本结构。
父亲虽然给我介绍了数学的精神，却不赞成我念数学。他认为数学不够实用。1938年我报名考大学时很喜欢化学，就报了化学系。后来为准备入学考试，自修了高三物理，发现物理更合我的口味，这样我就进了西南联大物理系。
1941年秋为了写学士毕业论文，我去找吴大猷教授，他给了我一本Reviews of Modern Physics《现代物理评论》，叫我去研究其中一篇文章，看看有什么心得。这篇文章讨论的是分子光谱学和群论的关系。我把这篇文章拿回家给父亲看。他虽不是念物理的，却很了解群论。他给了我狄克逊(Dickson)所写的一本小书，叫做Modern Algebraic Theories《近代代数理论》。狄克逊是我父亲在芝加哥大学的老师。这本书写得非常合我的口味。因为它很精简，没有废话，在20页之间就把群论中“表示理论”非常美妙地完全讲清楚了。我学到了群论的美妙，和它在物理中应用的深入，对我后来的工作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个领域叫做对称原理。我对对称原理发生兴趣实起源于那年吴先生的引导。
1997年为了庆祝吴先生的90寿辰，邹祖德和我写了一篇文章，用群论方法计算C60的振动频率。C60是一个对称性特高的分子，用群论讨论最合适。(有这样高度的对称的分子不仅在1941年吴先生和我没有预料到，在1983年我写上面的那段话时也还没有任何人预料到。)
抗战八年是艰苦困难的日子，也是我一生学习新知识最快的一段日子。最近三弟杨振汉曾这样描述1945年夏抗战时我家的情形：
1945年夏，大哥获取了留美公费，将离家赴美国读博士。父亲高兴地告诉我们，艰苦和漫长的抗日战争看来即将过去，反德国法西斯战争也将结束。我家经受了战乱的洗礼，虽有精神和物质损失，但是我们家七口人都身体健康，学业有进，更可喜的是儿女们都孝顺父母，兄弟姊妹之间和睦相处，亲情常在，我们一家人相互之间的关系，的确非比寻常，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十分珍视的。
抗战胜利至今已51年了，父亲、母亲和振复(振宁注：振复是我们的五弟，1937年生，1985年卒)。均已长眠于苏州东山。回忆抗战八年的艰苦岁月我们家真可称得上美好、和睦和亲情永驻的家。
我还记得
到了拓东路父亲讲了些勉励的话，两人都很镇定。话别后我坐进很拥挤的公共汽车，起先还能从车窗往外看见父亲向我招手，几分钟后他即被拥挤的人群挤到远处去了。车中同去美国的同学很多，谈起话来，我的注意力即转移到飞行路线与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去。等了一个多钟头，车始终没有发动。突然我旁边的一位美国人向我做手势，要我向窗外看；骤然间发现父亲原来还在那里等!他瘦削的身材，穿着长袍，额前头发已显斑白。看见他满面焦虑的样子，我忍了一早晨的热泪，一时迸发，不能自已。
1928年到1945年这17年时间，是父亲和我常在一起的年代，是我童年到成人的阶段。古人说父母对子女有“养育”之恩。现在不讲这些了，但其哲理我认为是有永存的价值的。
（原载
二、创造与灵感──在香港中文大学与杜渐先生的谈话
杜：杨振宁教授，我很高兴能和你谈谈，想向你提几个问题，请你回答。这次三联书店要出版你的《读书教学四十年》，我有机会拜读了书稿，你的前言写得很短，里面说这本书并不是自传，但在有些方面，也许比自传更有自传性，为什么这样讲呢?
杨：我想，一个人在不同时候的想法，有时候事后他自己也会忘记掉。可是，当时写出来的东西，或当时谈话的记录，后来是不会忘记的。这本书里面多半的文章是从前的一些访问记录，和从前的演讲，我认为，从记录我的想法的真实性讲来，也许比现在写的自传，更有自传性，更多自传的意义。
杜：你在《读书教学四十年》里谈到，科学研究要有自己的风格，我是学文学的，对科学是门外汉，我理解每一个艺术家都有自己的风格，那么科学家是否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呢?还是指在学术研究方面的风格吗?还是指哪一方面的呢?
杨：你问的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是学文史的人，学艺术的人所常常不了解的，因为事实上，每一个科学家的工作，确实有他自己的风格。也许这个风格在科学家工作里的重要性，并不亚于艺术家、文学家、音乐家的工作里风格的重要性。科学是研究事实的，可是事实非常之多，并不是每一个事实都有特别的研究价值。这里面需要选择取舍，问哪一个东西值得研究，还要问哪些不同的研究结果应该综合起来，从中提炼出新的想法，从某个立场上讲起来，其实文学家也有类似的问题：人的感情是多方面的，哪一种感情值得描述；哪些感情是作者个人的，哪些是有普遍性的，文学家通过他对这些问题的了解，就会发展出自己独特的风格。科学家也是一样的，从千千万万的事实里头，找出来某一些共同点，把这些共同点抽出精华来，得出一个整体的了解，这种取舍是决定一个科学家风格的一个重要因素。这跟文学家其实是颇像的，如果把各个不同的科学家的工作拿来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他们的取舍方针很不同，他们对于自然现象里的规律和其美妙的了解不同，这就决定了他们的风格，也由此而决定了他们的工作的重要性。包括面广阔、普遍，又能超越时代性的文学作品，没有问题是比较重要的。包括面广阔、普遍，又能超越时代性的科学贡献，也是比较重要的。所以我说，用风格这个词于科学研究，是完全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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