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屯”着３０吨电池
田桂荣是河南省新乡市一个卖电池的个体户，今年６月２０日，她在《中国环境报》上刊登了一封公开信，为她自费回收的２０吨废旧电池寻找归宿。田提出的条件只有一个，不能污染环境。
从去年１１月开始，田桂荣以一个人的力量在百万人口的新乡市发起了“废旧电池回收活动”，回收的办法很简单，收购，每节１分钱。至今年６月，她花了２万多元。
在资源匮乏的计划经济年代，家家户户都会自觉地把用完的电池存起来卖给废品站。田桂荣没想到，过了２０年，同样的一件事竟然会成为人们的笑柄。田在公开信上写道，为了宣传环保，她得顶着冷嘲热讽。
奔走呼唤的宣传方式收到了效果，田得到了上至市领导下至老百姓的支持，但更大的难题正等在田桂荣的后面：当电池多起来以后，田桂荣发现自己竟然不知道应该把它们送到哪里去。
田到北京找国家环保总局，但守门人不让她进，她哭了。后来，她找到了《中国环境报》。
从公开信见报至记者发稿时止，正好一个月，田桂荣仍没为她的废电池找到值得托赖的主人。湖南湘潭有个小商贩愿以３００元１吨的价格收购，田没有卖，因为他只是为了要电池里的铜针，其它的不管，田说，如果处理方法污染了环境，１万元１吨她也不卖。
田桂荣的电池暂时寄存在中华电池厂的仓库里，她还在收，快３０吨了。对于将来，田很迷茫，为了环保，她还想干，但生意正在变差，家人也有意见，她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
北京回收中心“屯”着４０吨电池
如果说，个人行为使得田桂荣的环保行为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空间，那么，隶属于北京市环卫局的北京有用垃圾回收中心的回收行动到底能持续多久同样不能令人乐观。
１９９８年４月，北京有用垃圾回收中心在民间回收废旧电池热潮的推动下，开设了一条回收电话热线，并作出３０公斤免费上门回收的承诺。中心的报表显示，１９９８年４月至１２月，回收量为７吨，１９９９年５８吨，２０００年上半年近５０吨。
该中心负责人李树鑫说，头一年，几天才出一次车，现在是一天出三次车，平均一个月的回收量是１０吨。９０％是一次性的干电池，也有手机电池和可充电池。
李说，头两年，收回来的电池全部送到一家不愿意透露厂名的非专业处理厂，后来国家环保局及有关专家到该厂考察其处理水平，认为未达到环保标准，就不能送了。
今年上半年，中心的电池已经存了４０吨了。记者的到来使得李树鑫有点兴奋，他希望新闻界能为中心呼吁一下，为中心的废电池找条出路，因为北京一年的电池消费量近４００吨，即使回收率只有５０％，中心也会吃不消的，因为垃圾中心的主要工作是对垃圾进行分类并转运，不能成为废旧电池堆放场。
一粒钮扣电池“染”６０万升水
本被认为是中国在电池回收方面做得最好的城市。
在广州，一位上门收取垃圾的民工说，他们把各家各户的垃圾集中后，会挑出其中值钱的东西，比如纸皮、塑料、废铁、玻璃瓶、易拉罐之类的，电池是不会被挑出来的，因为收购站不要。
被挑剩的垃圾每天晚上由市环卫局的汽车直接送到郊外的垃圾填埋场，经机器压碎后埋起来。华南理工大学环境科学研究所专门从事水体研究的韦朝海博士说，从电池里出来的各种有毒金属，通过土壤进入水体，再由水体传给人类的食物链。
与此有关的数字是，一粒钮扣电池可污染６０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中国每年消耗钮扣电池４０万只。
广州至今没有回收与处理的计划，人们用完了就随意丢弃。市环卫局一负责人说，虽然环卫部门清楚电池的危害程度，但这不是环卫部门可以解决的，应该由环保部门进行综合考虑。
广东省环保局有关人士说，在没有国家法律依据的情况下，环保局能做的就只剩下呼吁了。
中国是电池生产大国。１９９０年中国干电池产量为６４亿节，１９９５年１０５亿节，１９９９年达到１５０亿节。但中国电池工业最高协调机构——— —中国电池工业协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王敬忠承认，到目前为止，中国尚未建立起干电池的回收处理渠道。王敬忠说，电池协会已到德国进行考察，今年９月将去日本，１０月份一定要给国家一个建议。
３４万元资金困住“绿色通道”
“绿色通道”（信息产业废弃物绿色通道办公室）的人现在得了“电池恐惧症”，最怕志愿者打电话问该把废旧电池送去哪里，因为他们不想打击志愿者们的积极性，但他们确实不知道该叫他们往哪送。
“绿色通道”是目前为止中国在废旧电池问题上做得最多的一个带官方色彩的机构，它隶属于国家环保总局。去年６月开始运作以来，“绿色通道”一直在中国寻找合格的干电池处理企业。然而，迄今为止，没有一家企业能够通过“绿色通道”的“门槛”。
“绿色通道”的条件有四：处理方法科学；经当地环保部门认证，不会产生二次污染；经专家实地考察后才能获得授权；处理全过程必须接受“绿色通道”的监督控制。
“绿色通道”副主任于鸿波说，废旧电池的回收处理光靠环保志愿者的热情是不够的，回收只是让电池搬了个家，从各家各户搬到一个集中的地方。如果集中填埋，对环境的污染更大，最根本的解决办法是为它们寻找安全而科学的处理方法，把有用的东西循环再用，把有害的物质变为无害，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绿色通道”今年３月设计了一个名为“废旧通讯电池大收集”的计划。该计划以北京市为试点，与商家合作，在遍布全城的手机销售点设立废旧电池收集箱。收集到的电池，工艺简单的由国内合乎规范的企业处理，复杂的集中运到发达国家处理。
该计划原打算今年的“世界环境日”（６月５日）开始启动，为期一年，成功后向全国推广，力求实现手机电池１００％的回收率。
然而，由于钱的问题，计划至今仍未开始。其预算是３４万元人民币。
１９９６年，摩托罗拉公司曾邀请美欧等地的废旧电池处理专家到中国介绍经验，但其环保官员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所作的努力似乎并没有产生可见的推动作用。该公司不得不把从生产线上淘汰下来的废弃手机电池运到国外处理。
在电池问题上，似乎正陷入这样一种状态：想做事的人很多，大家热情如火，但都找不到方向，清楚方向的人又被钱的问题卡住了。
电池的回收与开饭馆的关系
作为世界电池第一生产大国为何会面临如此的尴尬？在中国生活了近２０年的德国人科斯玛用了一个饭馆与厕所的比喻。
科斯玛说，电池的生产与回收处理，就跟饭馆与厕所的关系那么简单。开饭馆必须有厕所，做电池也必须先想好处理的办法才能考虑生产的问题，因为电池是易耗品，会产生大量的垃圾，这是显而易见的。只考虑生产而不考虑处理，就如同开饭馆不搞厕所一样的不可思议。科斯玛认为，电池工业发展的正常程序应该是，政府先制定好回收处理的规则，然后再放开生产。
科斯玛第一次踏足中国是１９７９年，她说当时第一印象是没想到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可以这么干净，虽然人们的卫生习惯不怎么好，随地乱吐乱扔，但不会有特别脏的感觉，因为地上的垃圾顶多是些果皮、煤渣，没有塑料袋，没有口香糖，水是清澈的。
她回忆说，那时外国人在中国买电池是件麻烦事，因为得凭旧电池，买一个还一个，他们没有，经常要花很多的口舌才能买到几个。她已经不记得中国的旧电池是什么时候开始失宠的了。
开始是商店不再坚持凭旧购新，后来，收破烂的也不要了。科斯玛知道不能扔进垃圾桶，就放着，到底积了多少她自己也不很清楚，她说，要是中国真是不能处理，她就带回德国。她已经有朋友这样做了。
广东省物资回收公司的一位被访者说，自从市场开放以后，公司不但不收电池，收购的品种也减少了很多，比如牙膏管、烂布都不收了，公司只收能赚钱的废品。
他说，７０年代由于资源很少，所以各种资源的再利用率很高。收回来的电池送到哪里去，分离出来的各种金属该如何分配，旧电池的收购价、调拨价、销售价是多少，省计委都计划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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