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认为，肇自朱熹、陆九渊的学术之争，到后世愈演愈烈，实在是治学的桎梏，学术的荆棘。究其根本，还是空言鼎沸，不食人间烟火之故。作者用三个排比句，连贯而下，再次叙述了史学的渊源及其意义。认为“史学之本于《春秋》”，《春秋》是千古史学之祖，是章学诚的一个基本观点。他在《文史通义·答客问上》中说：“史之大原，本乎《春秋》。”这种观点是很有根据的，司马迁就是以继承周公、孔子事业的心志来撰写《史记》的，甚至迷信周公至孔子、孔子到他，相隔皆为五百年，著史大业非己莫属。归根结底，著史是用以“经世”的，性命是不能空言的，如果治学之人能依傍实事，不为空言，就不会有唯我独尊的门户之见。这个道理，作者在《朱陆》一文中表述得相当生动，他说：“惟著之于事物，则无门户之争矣。理，譬则水也；事物，譬则器也。器有大小浅深，水如量以注之，无盈缺也。今欲以水注器者，姑置其器，而论水之挹注盈虚，与夫量空测实之理，争辨穷年，未有已也，而器固已无用矣。”所以，治学不能离开器而空言水（道），浙东之学深明此理。浙东之学，其源出自朱熹，导自陆九渊，因为大家都有事可做，都本着经世致用的宗旨，因其所遇，扬其所长，所以都各有建树：有的偏于事功，有的重视节义，有的以隐逸避世，有的以融经裁史为乐，各有各的表现，可谓一本千花。当然，在我们今天看来，章学诚列举的这些所谓的浙东学人及其学风，不无美化的意味。如把王阳明镇压农民起义的行为称为“事功”，反映了作者的思想局限。他之所以对浙东学术如此夸张扬厉，娓娓道来，还是为了批评那些无所事事，“空言德性，空言问学”的人。这些“陋儒”，因为不学无术，既不通历史，也不关心社会现实，所以面目可憎，议论雷同，不得不刻意持门户之见以相攻伐，来显示自己的“见地”，实在是浅陋不堪，荒唐可笑。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这里用了“黄茅白苇”一词来形容“陋儒”的空泛学说，这是一个在《文史通义》中作者经常使用的词语，多次出现于不同篇章。这个词源于苏轼给他的学生张耒（字文潜）的一封信（《答张文潜县丞书》）中，原本是批评王安石搞学术垄断的。其中说道：“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王安石在变法的同时，还实行文化革命，极力推行他的《三经新义》（三经：《周礼》《诗》《书》），把它打造成了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不照此答卷，即无缘及第。王安石的《三经新义》，意在纠正汉唐以来注疏儒家经典的雕虫之术、章句之学，强调整体理解，但也开启了凭空议论之风。章学诚习用这个典故，其寓意颇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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