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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玉
《聊斋志异》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些写人妖之恋、人鬼之亲的作品，作者刻画了许多本是花妖狐鬼的异类幻化成的女性形象，她们容貌艳丽、温柔多情，在她们身上，作者寄托了对美好婚姻生活的向往。在这类小说中，有一个序列很值得注意，即写花精的几篇小说，主要包括写牡丹花的《葛巾》《香玉》，写菊花的《黄英》和写荷花的《荷花三娘子》等四篇。相对于写狐鬼的小说，这些作品少了一些阴森和鬼气，多了一份飘逸与芬芳。《香玉》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篇。
正如教材中分析的那样，这篇文章以“冷”“热”“温”三种色调的转换结构全文，既写了黄生与香玉之间生死不渝的爱情，又表现了他们与绛雪之间纯洁真挚的友情，爱的浓烈与友的淡泊相互映衬，使它有别于一般描写爱情和友情的作品。
至情应该是作者歌颂的对象，正如作者在结尾发表感慨说：“情之至者，鬼神可通”，黄生和香玉之间生死不渝的爱情，正是作者理想中的“情之至者”。黄生独居崂山下清宫，寂寞无聊之时，偶遇一神秘女子香玉，“艳丽”无比，黄生“爱慕弥切”，感动了香玉，两人往来盘桓，感情日笃，“一日之去，如千里之别”。怎奈“天有不测风云”，故事到此，情景急转，香玉原身被人掘走，“日就萎悴”，此时，黄生方悟香玉原来是牡丹花精。但黄生不以花妖见弃，作哭花诗五十首，“日日临穴涕洟”，“冷雨幽窗，苦怀香玉，辗转床头，泪凝枕席”，展现了其一往情深的至情。此情感动了花神，使变为花鬼的香玉回到了黄生身边。二人执著的爱，加上黄生
香玉复生时的情景，作者作了精心描绘：“次年四月至宫，则花一朵，含苞未放；方流连间，花遥遥欲拆；少时已开，花大如盘，俨然有小美人坐蕊中，裁三四指许；转瞬飘然欲下，则香玉也。”抒情的笔调，丰富的想像，娇美的情态，使香玉复生具有浓郁的诗情画意，将二人情深意浓的爱情刻画得摇曳多姿，升华到诗的境界。正如但明伦所评：“种则情种，根则情根，苞则情苞，蕊则情蕊……无限深情，一时全绽”。
其后，黄生与香玉“款洽一如从前”，并定下了生死的盟誓：“我他日寄魂于此，当生卿之左”。十余年后，黄生果然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化为无花牡丹，陪伴香玉左右，从此可以和妻、友日日夜夜相守相伴。对于黄生而言，这样的死又有何哀？所以，他欣然面对死亡，把死亡说成自己的“生期”。这段神奇的想像，令人想起了梁山伯与祝英台“化蝶”的故事，诗意而美妙，使整篇小说呈现出诗一样的美丽意境，也使爱情、友情所代表的人间至情成为一种美好的追求。
但是，这并不是故事的结局。作者显然意犹未尽，为了进一步表现这种“生死以之”的坚贞的爱情和友情的力量，他设计了一个凄婉的结局：当小道士将无花牡丹斫去之后，“一去而两殉之”，牡丹花（香玉）和耐冬（绛雪）也因伤心憔悴而死去。这个结局虽然震撼人心，却有画蛇添足的嫌疑，当然作者也可能是希望借此表达完美的爱情在俗世不被珍惜的悲凉和无奈，但对于黄生、香玉和绛雪而言，只要至情在，死何异于生？
黄生与绛雪的友情，也是作者要歌颂的至情之一。作者一上来描写了两株花，耐冬高大，而牡丹“花时璀璨似锦”，就暗示了两种不同的风格：一个是冷静，一个是热烈。香玉与黄生的爱情可谓热烈痴情，而绛雪人如其名，“性殊落落”，始终与黄生若即若离。最初不愿与黄生见面，是因为她认为“年少书生，什九薄幸”。但是在对香玉的共同怀念中，在了解了黄生至情至性之后，她才与黄生交往。后来，绛雪有难，黄生立即赶去救助，他的至诚待友，终于赢得绛雪最后以死相报。他们的友谊虽不是那么炽烈，却也超尘脱俗，自然真诚。
蒲松龄是一个描绘妖鬼狐仙的高手，他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笔下的异类幻化的人物往往保持着物性和人性的完美结合。一方面作者赋予这些“异类”以人的优秀品质，在本文中，香玉的热烈多情、绛雪的善解人意，都是其表现。一方面他善于捕捉对象的形貌特征，在作品中巧妙地赋予这些化身为人的“异类”其固有的外在标志与带有自身特点的语言，如香玉为白牡丹精，即写她身着“素衣”；花枝摇曳多姿，即状其“盈盈而入”；花易凋零，即自言“妾弱质，不堪复戕”；花遭风雨吹打，即自表“妾忍风雨以待君”；花香扑鼻，即写她“香风洋溢”。这样描写使虚幻的事物读来顺乎情理，令人备感亲切，而又增添一些飘逸的美感。
王六郎
中国很多地方，广泛流传着“水鬼与渔夫型”的民间故事，故事情节大同小异：一名溺死之“水鬼”与一名“渔夫”相交往，有一天，水鬼以“时间”到来为由，向渔夫表明其真实身份，并与之郑重道别。因为在某时某地，将会有一名“代死”之人，取代他成为水鬼，他将从此脱离幽沉之水域，以“转世投胎”方式，转入乐道。渔夫虽然高兴友人将要脱离劫难，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意欲一窥究竟。结果水鬼大多宁愿牺牲自己，放过了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但在“天道不爽”的殷殷垂鉴之下，终于获得某种补偿与回馈，成为神灵，承担起庇护人世子民的责任。
民间故事的讲述者显然是以“因果报应”的说法看待这件事，并以此宣扬“为善者，终必有报”的思想，达到“劝人为善”的教化目的。蒲松龄吸取了民间故事的营养，加以丰富的想像和创造，创作了一系列的水鬼故事，像《王六郎》《水莽草》等。本文的主要故事情节基本同于民间故事，但在蒲松龄笔下有一些创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在“水鬼与渔夫故事”的基础上，削弱了果报的因素，将王六郎与许姓渔夫的交往重加笔墨，改写成了一篇人与鬼知己相交的故事。
许姓渔夫在饮酒之前，一定以酒酹地，祝祷河中溺鬼。这一行为最初可能是出于对水鬼的恐惧，但他并不知道这一行为却施恩于嗜酒的水鬼王六郎。正因为这一因缘，也是由于他们对酒的共同嗜好，使他们成为“情逾骨肉”的知己之交。可能有人认为，一方供酒，一方驱鱼，他们是互惠的利益关系，至多也不过是酒肉朋友。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我们从后边情节的发展中可以看出，二人的交往绝对是君子之交。首先，王六郎宁愿牺牲自己，放过了素昧平生的妇女的行为，许姓渔夫是极为认同的，他感叹道：“此仁人之心，可以通上帝矣。”当听说王六郎升为神祗时，称赞道：“君正直为神，甚慰人心。”又表现出真心的喜悦。虽然语句不多，却也表明二人情笃非常。其次，王六郎上任之后，许氏“即欲治装东下”，前往探视故友。这在常人看来，事属虚妄，但许氏坚信不移。果然，到达邬镇之后，备受款待。而王六郎也通过托梦、送别的形式，寄托对朋友的思念和感激之情。由此可见，二人的友情是建立在对对方的认同、信任和关心的基础上的，这是真正的朋友之情，是超越生死、地位和金钱利益的友谊。
从作者最后的评论来看，他如此改编是有其现实针对性的。蒲松龄一生穷困潦倒，以坐馆为生，必是遍尝人间的世态炎凉，对于“今日车中贵介，宁复识戴笠人哉”的势利观念也应有很深刻的体会。在《聊斋自序》中，他这样描述自己孤寂的心境：“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阑自热。”并发出了“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的呐喊，可见他对于真挚的友情，也是十分的渴望，但现实是无奈的，他只能通过自己的笔，通过王六郎这样的正直之鬼和许氏这样的下层劳动者，表达对友情的赞颂和渴望。
（2）民间故事大多叙述比较简略，蒲松龄则增加了很多细节，曲尽情态。像王六郎为许氏驱鱼的情景“果闻唼呷有声”，声音如在耳边；“欻有羊角风起，随行十余里”这一细节，把王六郎对许氏的留恋之情，描摹得神异而感人。当然，最突出的还是王六郎放弃妇人代死这一节：
果有妇人抱婴儿来，及河而堕。儿抛岸上，扬手掷足而啼。妇沉浮者屡矣，忽淋淋攀岸以出，藉地少息，抱儿径去。当妇溺时，意良不忍，思欲奔救，转念是所以代六郎者，故止不救。
王六郎在面对“投胎转世”问题时，究竟他应当如何抉择，才能合乎人情事理？这是故事的关键。民间故事的讲述者只注重结果，只要最后水鬼放弃了无辜的（或者说命定的）“代死者”，教化的目的就能达到了。但蒲松龄更关注过程，他通过细节描写，把当时的情景还原出来，让读者身临其境，去体验王六郎痛苦的抉择过程。所以作者描述了这样一幅凄凉的画面：在亭午时分，一名妇人怀抱婴儿前来，行至河畔，旋即失足坠入河中，在该妇人载沉载浮的奋力挣扎中，伴随着河岸幼儿扬手掷足的高声哭啼。“人皆有不忍人之心”，面对此情此景，孰能无动于衷？掌握着主动权的王六郎在选择，熟知内情的许氏也在选择。作者描述的妇女“沉浮者屡矣”的奋力求生状，实际上也是王六郎内心波涛汹涌的心理挣扎的写照。是“利人之死/求己之生”，还是“致人之危/求己之安”？让妇人代替自己去死，虽说是“命中注定”的，但可能会“残二命”，自己会带着罪责投胎转世；牺牲自己，放掉无辜的妇女，自己将面对“更代不知何期”的痛苦煎熬。当该名妇女“忽淋淋攀岸以出”之际，水面归于平静，我们知道王六郎已经作出了自己合乎道德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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