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确】三国魏晋时人。公元249年，司马懿杀曹爽，专国政。死后其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专权。公元254年，司马师废魏帝曹芳，立曹髦。公元260年，司马昭杀曹髦，立曹奂。死后，由其子司马炎代魏称帝，建立晋朝。阮籍就是处在司马氏与曹氏激烈斗争的政治漩涡之中。为了保全自己，他不得不小心翼翼，虚与周旋。生于乱世，阮籍常用醉酒的方法，在当时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保全自己。
（详细内容见补充资料）
七、作业布置：
1、背诵《拟行路难》。
2、《导与练》相关部分的练习作业。
附：鉴赏资料
1、《拟行路难》
《拟行路难》着重表现诗人在门阀制度压抑下怀才不遇的愤懑与不平。
诗歌开首两句由泻水于地起兴，以水流方向的不一，来喻指人生穷达的各殊。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比喻，它能够从平凡的日常生活现象中揭示深刻的哲理，即以水流方向各别来显示人生遭际的殊异，耐人咀嚼，叫人感悟。
次二句承接上文：既然人的贵贱穷达就好比水流的东西南北一样，是命运注定、不可勉强的，那又何必烦愁苦怨、长吁短叹不已呢？表面上，这是叫人们放宽心胸，承认现实，其实内里蕴蓄着无限的酸辛与愤慨。这关键就在一个“命”字上。大“命”当头，谁还能强争强求？只能听凭它贵者自贵，贱者自贱。但反过来问一声：“命”就真的那么公正合理吗？为什么人人必须服从它呢？低头认“命”，原是无可奈何的事；把社会生活中一切不正常的现象归之于“命”，这本身就包含着无言的控诉。
再往下，诗思的发展仍然循着原来的路子。认了“命”，就应设法自我宽解，而喝酒正是消愁解闷的好办法。我们的诗人于是斟满美酒，举起杯盏，大口大口地喝将起来，连歌唱《行路难》也暂时中断了，更不用说其余的牢骚和感叹。
那末，矛盾就此解决了？诗还用得着写下去吗？“心非木石岂无感”一句陡然翻转，用反诘语气强调指出：活着的心灵不同于无知的树木、石块，怎么可能没有感慨不平！简简单单七个字，把前面诸种自宽自解、认命听命的说法一笔抹倒，让久久掩抑在心底的悲愤之情如火山般喷射出来，其热度和力度足以令人震颤。我们仿佛看到诗人扔下手中的酒杯，横眉怒目，拍案而起，正要面对不公平的命运大声抗辩。可是，他并未由此再进一步发泄这种感愤，却轻轻一掉，用“吞声踯躅不敢言”一句收结全诗，硬是将已经爆发出来的巨大的悲慨重又吞咽下去。“不敢言”三字蕴藏着无穷的含意，表明诗人所悲、所感、所愤激不平的并非一般小事，而有着重要的社会政治内容；愈是不敢言说，愈见出感愤的深切。经过诗篇结末两句这样一纵一收、一扬一抑，就把诗人内心悲愤难忍、起伏顿宕的情绪，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了。套用一句老话，谓之“笔力足以扛鼎”。
这首诗在音节上也有它独到的地方。它不像前面第一、第三首诗采用纯七言句，而是用的长短相间的杂言体。杂言似乎不及七言整齐，但有个好处，就是能灵活组织句子，便于选择合适的声腔，以配合文情的传递。本诗头上六句正是巧妙地运用了五七言句式的交错，建构起一短一长、一张一弛的节奏形式，给人以半吐半吞、欲说还休的语感。而到了结尾处，则又改为连用七言长调，有如洪水滔滔汩汩地涌出闸门，形成了情感的高潮。声情并茂，可以说是鲍照乐府歌行的一大特点，它对唐人歌行体诗篇也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值得我们细心玩味。
——选自《汉魏六朝诗歌鉴赏辞典》第759—760页，上海辞书出版社。
2、《咏怀八十二首》（其一）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这两句出自王粲《七哀三首》（其二）：“独夜不能寐，摄衣起抚琴。”王粲夜不能寐，起而弹琴，是为了抒发自己的忧思。阮籍也是夜不能寐，起而弹琴，也是为了抒发忧思，而他的忧思比王粲深刻得多。王粲的忧思不过是怀乡引起的，阮籍的忧思却是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产生的。南朝宋颜延之说：“阮籍在晋文代，常虑祸患，故发此咏耳。”（《文选》李善注引）李善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困兹发咏。”这是说，阮籍生活在魏晋之际这样一个黑暗时代，忧谗畏祸，所以发出这种“忧生之磋”。清人何焯认为：“籍之忧思所谓有甚于生者，注家何足以知之。”（《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何氏以为阮籍的“忧思”比“忧生之磋”更为深刻，注家并不了解这一点。究竟是何种“忧思”？我们当然更是无法弄清，不过，《晋书?阮籍传》说：“（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由此或可得其仿佛。史载诗人“善弹琴”，他正是以琴声来排泄心中的苦闷。这里以“不能寐”、“起坐”、“弹鸣琴”着意写诗人的苦闷和忧思。
诗人没有直接点明诗中所抒发的“忧思”，却写道：“薄惟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写清澈如水的月光照在薄薄的帐幔上，写带有几分凉意的清风吹拂在诗人的衣襟上，造成一种凄清的气氛。这似乎是在写自然景色。但是，景中有人。因为在月光下徘徊的是诗人，清风吹拂的是诗人的衣襟。所以，可以说写景正是为了写人。这样写，比直接写人，更富有艺术效果，使人感到含蓄不尽，意味无穷。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显然是继续写景。是写孤鸿在野外哀号，而盘旋的飞鸟在北林上悲鸣。如果说，上两句是写诗人的所见，这两句就是写诗人的所闻。所见者清风、明月，所闻者鸿号、鸟鸣，皆以动写静，写出寂静凄清的环境，以映衬诗人孤独苦闷的心情。景中有情，情景交融。但是，《文选六臣注》中，吕延济说：“夜中，喻昏乱。”吕向说：“孤鸿，喻贤臣孤独在外。翔鸟，鸷鸟，以比权臣在近，谓晋文王。”好像诗中景物皆有所指，如此刻意深求，不免有些牵强附会。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在月光下，清风徐来，诗人在徘徊，孤鸿、翔鸟也在空中徘徊，月光朦胧，夜色苍茫，他（它）们见到什么？一片茫茫的黑夜。所以“忧思独伤心”。这表现了诗人的孤独、失望、愁闷和痛苦的心情，也为五言《咏怀八十二首》定下了基调。
阮籍五言《咏怀八十二首》，是千古杰作，对中国古代五言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刘勰说：“阮旨遥深。”（《文心雕龙?明诗》）钟嵘说：“厥旨渊放，归趣难求。”（《诗品》上）李善说：“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文选》卷二十三）都说明阮籍诗隐晦难解。阮诗隐晦难解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多用比兴手法。而这是特定的时代和险恶的政治环境及诗人独特的遭遇造成的。
——选自《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第307—308页，上海辞书出版社。
【知人论世】
魏末正始（魏齐王曹芳年号）时，司马懿杀大将军曹爽，与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执政，大肆杀戮曹氏集团中人。正是这种恶劣的政治环境,使许多文人名士陷入矛盾：既不愿与司马氏集团合作，但又惧于黑暗势力，怕遭杀身之祸。所以魏末正始时期的文学失去了建安时期文学慷慨悲凉和积极进取的精神，表现出在司马氏黑暗势力统治下的精神苦闷与抗争。这一时期的诗文抑郁曲隐，崇尚自然，反对名教（司马氏以“名教”作号召，标榜以孝治天下）；提倡老庄的逃世避俗，放浪形骸，来隐蔽保护自己。正始文学的代表作家是阮籍、嵇康。
阮籍(210～263)，字嗣宗，三国魏诗人，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正始文学的代表作家。代表作是《咏怀》诗八十二首。这些诗非一时一地而作，是总计平生所作诗，总题为“咏怀”。抒写内心的苦闷，揭露现实的黑暗，充满愤世疾俗之情，限于政治环境，《咏怀诗》大量运用比兴寄托，借古喻今的手法，诗旨遥深，隐晦曲折。阮籍继承了《诗经》、《楚辞》及建安文学的优良传统，对五言诗的发展颇有贡献。
阮籍在政治上本有济世之志，曾登广武城，观楚、汉古战场，慨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当时明帝曹叡已亡，由曹爽、司马懿夹辅曹芳，二人明争暗斗，政局十分险恶。曹爽曾召阮籍为参军，他托病辞官归里。正始十年(249)，曹爽被司马懿所杀,司马氏独专朝政。司马氏杀戮异己，被株连者很多。阮籍本来在政治上倾向于曹魏皇室，对司马氏集团怀有不满，但同时又感到世事已不可为，于是他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或者闭门读书，或者登山临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缄口不言。不过在有些情况下，阮籍迫于司马氏的淫威，也不得不应酬敷衍。他接受司马氏授予的官职，先后做过司马氏父子三人的从事中郎，当过散骑常侍、步兵校尉等，因此后人称之为“阮步兵”。他还被迫为曹髦给司马昭加九锡写过“劝进文”。因此，司马氏对他采取容忍态度，对他放浪佯狂、违背礼法的各种行为不加追究，最后得以终其天年。
阮籍的好友除了嵇康之外，还有山涛、向秀、刘伶和王戎，他们志同道合，意气相投，连同阮籍的侄子阮咸在内，一共七人，形成了一个小集团，经常在一所竹林里闲谈、狂饮，作诗、弹琴，高兴时就纵声大笑，一不高兴就痛哭一阵。《世说新语?任诞篇》记有这段事迹，并且称他们为“竹林七”。这七人当中，大约阮籍最是疯疯癫癫，哭笑无常，所以唐朝王勃的《滕王阁序》曾说：“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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