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谈谈幽默。
《论幽默》(节选)
林语堂
幽默本是人生之一部分，所以一国的文化，到了相当程度，必有幽默的文学出现。人之智慧已启，对付各种问题之外，尚有余力，从容出之，遂有幽默——或者一旦聪明起来，对人之智慧本身发生疑惑，处处发现人类的愚笨、矛盾、偏执、自大，幽默也就跟着出现。如波斯之天文学家诗人荷麦卡奄姆，便是这一类的。“三百篇”中《唐风》之无名作者，在他或她感觉人生之空泛而唱“子有车马，弗驰弗驱，宛其死矣，他人是愉”之时，也已露出幽默的态度了。因为幽默只是一种从容不迫达观态度，《郑风》“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的女子，也含有幽默的意味。到第一等头脑如庄生出现，遂有纵横议论捭阖人世之幽默思想及幽默文章，所以庄生可称为中国之幽默始祖。太史公称庄生滑稽，便是此意，或索性追源于老子，也无不可。战国之纵横家如鬼谷子、淳于髡之流，也具有滑稽雄辩之才。这时中国之文化及精神生活，确乎是精力饱满，放出异彩，九流百家，相继而起，如满庭春色，奇花异卉，各不相模，而能自出奇态以争妍。人之智慧在这种自由空气之中，各抒性灵，发扬光大。人之思想也各走各的路，格物穷理各逞其奇，奇则变，变则通。故毫无酸腐气象。在这种空气之中，自然有谨愿与超脱二派，杀身成仁，临危不惧，如墨翟之徒；或是儒冠儒服，一味做官，如孔丘之徒，这是谨愿派。拔一毛以救天下而不为，如杨朱之徒，或是敝屣仁义，绝圣弃智，看穿一切如老庄之徒，这是超脱派。有了超脱派，幽默自然出现了。超脱派的言论是放肆的，笔锋是犀利的，文章是远大渊放不顾细谨的。孜孜为利及孜孜为义的人，在超脱派看来，只觉得好笑而已。儒家斤斤拘执棺椁之厚薄尺寸，守丧之期限年月，当不起庄生的一声狂笑，于是儒与道在中国思想史上成了两大势力，代表道学派与幽默派。后来因为儒家有“尊王”之说，为帝王所利用，或者儒者与君王互相利用，压迫思想，而造成一统局面，天下腐儒遂出。然而幽默到底是一种人生观，一种对人生的批评，不能因君王道统之压迫，遂归消灭。而且道家思想之泉源浩大，老庄文章气魄，足使其效力历世不能磨灭，所以中古以后的思想，表面上似是独尊儒家道统，实际上是儒道分治的。中国人得势时都信儒教，不遇时都信道教，各自优游林下，寄托山水，怡养性情去了。中国文学，除了御用的廊庙文学，都是得力于幽默派的道家思想。廊庙文学，都是假文学，就是经世之学，狭义言之也算不得文学。所以真有性灵的文学，人人最深之吟咏诗文，都是归返自然，属于幽默派、超脱派、道家派的。中国若没有道家文学，中国若果真只有不幽默的儒家道统，中国诗文不知要枯燥到如何，中国人之心灵，不知要苦闷到如何。
幽默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在西文用法，常包括一切使人发笑的文字，连鄙俗的笑话在内。(西文所谓幽默刊物，大多是偏于粗鄙笑话的，若《笨拙》、《生活》，格调并不怎样高。若法文Sourire，英文Ballyh00之类，简直有许多“不堪入目”的文字。)在狭义上，幽默是与郁剔、讥讽、揶揄区别的。这三四种风调，都含有笑的成分。不过笑本有苦笑、狂笑、淡笑、傻笑各种的不同，又笑之立意态度，也各有不同，有的是酸辣，有的是和缓，有的是鄙薄，有的是同情，有的是片语解颐，有的是基于整个人生观，有思想的寄托。最上乘的幽默，自然是表示“心灵的光辉与智慧的丰富”，如麦烈蒂斯氏所说，是属于“会心的微笑”一类的。各种风调之中，幽默最富于情感，但是幽默与其他风调同使人一笑，这笑的性质及幽默之技术是值得讨论的。
(选自《林语堂经典作品论幽默、论读书》)
2、解读幽默大师。
林语堂的幽默
傅红雪
林语堂被人称作“幽默大师”，主要是因为他的随笔创作，林语堂随笔写作中的幽默乃一家之长，他不会用笑话引入发笑，而是在生活中捕捉有幽默感的事物透出哲理，并使人会心一笑。如在《粘指民族》里，为了揭露国民党官僚搜刮民脂民膏的丑行，他用“黏性液质”这一貌似荒诞事实的渲染营造出幽默的意境和氛围。当然，我更喜欢他生活气息浓郁的幽默风格，如《我怎样买牙刷》、《冬至之晨杀人记》等，读来令人哑然失笑，妙趣横生。林语堂精通中英文，学贯中西，广闻博见。他最先引进幽默一词，在文章中也极力主张幽默，有了丰富的文化底蕴，所以在《论幽默》、《论孔子的幽默》、《论解嘲》等文章中旁征博引，精彩的例证是信手拈来，随处可见。
幽默本身一直存在于人类文化生活之中，但中国传统文论中并无幽默一词。幽默一词在中华大地上传播开来，林语堂居功至伟，是他首创把英文“Humour”音译为“幽默”。林语堂最初给文坛留下的有影响的文章是两篇提倡“幽默”的作品，即1924年5月23日发表在《晨报》副刊上的《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以及1924年6月9日刊于《晨报》副刊的《幽默杂话》。他在《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一文中写道：“我早就想要做一篇论‘幽默’(Humour)的文，讲中国文学史上及今日文学界的一个最大缺憾。(‘幽默’或作‘诙摹’，略近德法文音。)中国人虽素来富于‘诙摹’，而于文学上不知道来运用他及欣赏他。于是‘正经话’与‘笑话’遂截然分径而走：正经话太正经，不正经话太无礼统。不是很庄重的讲什么道德仁义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便是完全反过来讲什么妖异淫秽不堪的话。”而在《幽默杂话》中，林语堂自问自答，更是对幽默作淋漓尽致的阐述。
不过真正对幽默作系统阐述的文章当属林语堂的另一篇文章《论幽默》。其开篇就说：“幽默本是人生之一部分，所以一国的文化，到了相当程度，必有幽默的文学出现。人之智慧已启，对付各种问题之外，尚有余力，从容出之，遂有幽默；或者一旦聪明起来，对人之智慧本身发生疑惑，处处发现人类的愚笨、矛盾、偏执、自大，幽默也就跟着出现。”1932年9月16日，林语堂和潘光旦、李青崖、邵洵美、章克标等发起创办的《论语》问世，《编辑后记》中这样解释刊名：“我们同人，时常聚首谈论……这是我们‘论’字的来源。至于‘语’字，就是谈话的意思，便是指我们的谈天。”这份半月刊以“幽默闲适”和“性灵嬉笑”见长，借“笑”暴露黑暗现实，有讽世之意。它可谓一鸣惊人，创刊号屡次加印，每期发行量很快达到三四万册。随即，幽默刊物纷纷亮相，幽默文章成为时尚，以致翌载被称作上海文坛的“幽默年”。
不过当时文坛的巨匠鲁迅先生对林语堂的“幽默”文学始终抱有敌意，最开始鲁迅似乎还是支持林语堂所提倡的性灵、幽默文学，后来鲁迅则语含讽刺地说“轰的一声，天下无不幽默”(鲁迅：《一思而行》)。鲁迅认为在反动派屠刀下，没有幽默可言。在血与火的斗争中，鲁迅自己无畏地宣称：“只要我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再后来鲁迅觉得林语堂似乎是不可救药了，“以我的微力，是拉他不来的”，对他不再抱任何希望了，于是乎加紧了对林语堂的批判，先后写了《骂杀和捧杀》、《读书忌》、《病后杂谈》、《论俗人应避雅人》、《隐士》等。其中1935年4月20日刊于《太白》上的《天生蛮性》，全文只有三句话：辜鸿铭先生赞小脚；郑孝胥先生讲王道；林语堂先生谈性灵。把林语堂与前清遗老和伪满大臣相提并论，足见鲁迅对其厌恶之深。但是林语堂对自己的文艺观点也确信不疑，声称“欲据牛角尖负隅以终身”(林语堂：《行素集·序》)，同时写了《作文与作人》、《我不敢再游杭》、《今文八弊》等文章来回敬反对者。
以今天之眼光来观鲁迅与林语堂的“幽默”之争，我觉得鲁迅也有其不是的地方。文学创作本宜百花齐放，可以投枪，可以匕首，可以嬉笑怒骂，自然也可以幽默，可以性灵，可以风花雪月，又何必仅仅是一种严峻批判的面孔呢。鲁迅愿意投枪、愿意匕首，但也不必拉上所有的人。在任何政党的统治下，人民都需要日常生活，这是任何意识形态都无法控制的。如果说在国民党统治下没有幽默，我觉得是比较偏激的说法；鲁迅曾说：中国并无幽默，要有，也只有“将屠夫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一类的东西。然而我倒觉得越是在血与火的人生中，越是需要幽默与宽容。人生离不开幽默，幽默是死水般的生活里的一抹亮色。鲁迅先生活在绝望之中，故对日常人生里的幽默抱以仇恨的心理。
，《论趣》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