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十二云:“坡公之诗,每于终篇之外,恒有远境,匪人所测。于篇中又各有不测之远境,其一段忽从天外插来,为寻常胸臆中所无有。不似山谷于句上求远也。” 苏轼在诗歌创作中,同样表现出对远韵的追求。如作者64岁时在儋州写的《纵笔三首》之二云:“父老争看乌角巾,应缘曾现宰官身。溪边古路三叉大,独立斜阳数过人。”起二句说诗人出门时,有许多“父老”围着看他。他目前虽象隐者、普通书生那样戴着“乌角巾”(黑色头巾),但“父老”们知道他是一个曾经做过“宰官”的不平常人。父老的亲近足以令他自豪,但说“缘”(因为)是“宰官身”,又足自悲。这二句写的是热闹中的寂寞,自豪中的悲凉。后二句专写寂寞,更见悲凉。一阵热闹过去之后,“路人”少到可“数”,环境的荒僻寂寞可知。诗人闲着无事,独立在斜阳映照下的三叉路口旁,细数着来往不多的行人,真是悲凉之至。但诗句只写物象,不着议论,不抒情感,不露“寂寞”与“悲凉”的字样,而寂寞、悲凉的情感又蕴含在所描绘的境界之中,的确是充满深情远韵的佳作。
其三、诗歌创作要有“空静”的心态。苏轼《送参寥师》诗云:“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他在《赠袁陟》中双说:“是身如虚空,万物皆我储。”僧人固然儒要“空且静”,诗人同样需要”空且静”。只有处心于静境,才能摆脱动境的干扰,才能洞察万物的纷纭变化;只有置心于虚空,才不为成见所蔽,才能容纳万般妙境。唯其如此,才能写出体物传神,意境深邃的诗篇。而要使心境“空且静”,首先必须从烦琐的世俗事务中摆脱出来,使身心闲逸。闲逸才有空静,空静才有妙境和远韵。苏轼《单同年求德兴俞氏聚远楼诗》云:“云山烟水苦难亲,野草幽花各自春。赖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与闲人。”正是“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的最好说明。苏轼在总结文与可的画竹经验时说:“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疑神。” 与可画竹时,能保持“空且静”的心态,达到“忘我”的境地,寂然凝虑,身与竹化,这才画出了清新幽雅、自然澹泊的意境。末二句意谓:提倡“忘我”“心斋”的庄周早已死去,谁能真正理解文与可作画时出神入化的境界呢?苏轼反复强调的艺术创作过程中的“空静”心态,来源于他对佛老之学的认识。在佛、道二教中,“空静”“虚空”的要义,都是达到“无我”之境而得万物之本。道家如《庄子·人间世》:“唯道集虚,虚者心斋。”心斋就是排除一切思虑与欲望,保持心境的清净纯一。又《天道》篇:“夫虚静恬澹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页道德之至……万物之本也。”“言以虚静推于天地,通于万物,此之谓天乐。”佛教如《维摩经》:“是身为空,离我之所。”慧能说:“心量广大,犹如虚空。若空心禅,即落无记空。世界虚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性含万法是大,万法尽是自性。” 对艺术家来说,摒除杂念,保持空静的心态,正可以获得最大的思维空间以创造神完气足、深情远韵的艺术境界。这就是苏轼所说“神与万物交”的哲学底蕴。
三 崇尚“天工与清新”
苏轼《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其一》云:“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诗与画是两种不同的文艺形式,但苏轼认为它们之间有着共同的美学标准,即“天工与清新”。“天工”,意谓出于自然,无须雕琢。凡出自“天工”者,必有创作者的个性,给人以“清新”之感。苏轼在评论诗歌时,常常用天工清新作为审美标准。如《戏用晁补之韵》:“清诗咀嚼那得饱,瘦竹潇酒令人饥。”《答李邦直》:“如我久慵倦,起我以清新。”《和犹子迟赠孙志举》:“清诗五百言,句句皆绝伦。”《邵茂诚诗集叙》:“清和妙丽,咀嚼有味。”在苏轼看来,自然清新的诗可以当餐,可以提神,清新是诗的生命,美的极致。
苏轼提出的天工清新的审美标准,实际上包含着两个的方面的内容:
其一、感情率真。苏轼自道其作诗的体会:“好诗冲口谁能择,俗子疑人未遣闻。”(《重寄》)他在《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上,郭作诗为谢,且遗二古铜剑》一诗中,自述酒后情思勃发,作画题诗的情景;“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回,吐向君家雪色壁。平生好诗仍好画,书墙壁长遭骂。”“长遭骂”是诙谐语,任性作画题诗确是事实。
苏轼在很多诗文中,都以感情是否真实作为评诗的标准。如《读孟郊诗二首》中写道:“诗从肺腑出,出辄愁肺腑……歌君江湖曲,感我长羁旅。”“诗从”二句最深刻,前句说孟郊诗情真,都是出自肺腑的;后句讲只有情真才能感人,才能引起共呜。孟郊一生穷愁潦倒,他那些啼饥号寒之作,如“食荠肠亦苦,强歌声无欢。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赠崔纯亮》),确实催人泪下。他多次应试不第,其《落第》诗云:“弃置复弃置,情如刀剑伤”;《同志下第》云:“两度长安陌,空将泪见花”;而一旦得第,其欣喜之情也溢于言表:“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是看尽长安花。”(《登科后》)孟郊确实是一位敢哭敢笑、敢于直露真情的诗人,苏轼赞美的正是这一点。
苏轼特别推重陶潜,就国为陶诗情真:“有士常痛饮,饥寒见真情。”“渊明独清真,谈笑过此生。” 陶潜《饮酒二十首》中的第九首,写田父劝他出仕,他却表示决不同流合污。苏轼抄录此诗,并写下了自己的感受:“‘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深感父老言,禀气寡所谐。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且共此欢饮,吾驾不可回。’此诗叔弼爱之,予亦爱之。予尝有云:‘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予。以谓宁逆人也,故卒吐之。’与渊明诗意不谋而合,故并录之。” 这就是说,诗歌应该直抒胸臆,不要言不由衷。苏轼对那些虚情假意的人是很不满的,他嘲笑东晋名士说:“道丧士失己,出语辄不情。江左风流人,醉中亦求名。”
其二,意境清新。意境是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它能引起读者丰富的联想。苏轼用“境与意会”概括意境的含义,认为诗歌应有清新的、超尘脱俗的意境。他称赞欧阳叔弼的诗“子诗如清风发将旦” 。说其诗象早晨太阳出来之前的清风。他赞美朱逊之的诗“君诗如秋露,净我空中花” 。意思是说,当眼昏病苦之中,忽得朱博士之诗,清冷如露,一扫病眼的错花。他赞美王震的诗“清篇带月来霜夜,妙语先春发病颜” ,无论早晨的清风、秋天的白露或霜夜的明月,都是清新美好的。苏轼评价诗僧辨才:“平生不学作诗,如风吹水,自成文理。” 赞美惠勤“新诗如洗出,不受外垢蒙” 。赞美参寥“新诗如玉屑,出语便清警” ,等等,都是从“清新”这一审美标准出发的。
苏轼反对画面浅俗、缺乏新意的诗。他在《书郑谷诗》一文写道:“郑谷诗云:‘江上晚来堪画处,渔人披得一蓑归。’此村学中诗也。柳子厚云:‘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扁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人性有隔也哉,殆天所赋,不可及也已。“郑谷诗所描绘的境界是人们常见到的出象,画面俗,情趣不高,缺乏新意。而柳诗境界清逸绝俗,寄托着诗人孤傲清高的品格,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所以深得苏轼赞赏。苏轼喜爱陶渊明的诗,在《题陶渊明饮酒诗后》一文写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见”与“望”之间,确实可看出无意与有意、自然与不自然的区别。渊明采菊东篱,无意望山,而偶然抬头,南山恰巧被他看见了,于是“境与意会”,南山悠然静美,诗人悠闲自得,“见”字既描绘了自然景物幽静的神态,也表现出诗人自由闲适的神情意趣,使情景和谐统一。若改为“望”字,写成诗人有意去看南山,把不经意中看到南山的修然神态改掉了,破坏了诗的意境。
苏轼在诗歌创作中,能凭借生花妙笔,描绘出清新脱俗的意境。如《赠刘景文》:“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桔绿时。”“橙黄桔绿”四字把寒冷的冬季写得充满生机,不同凡俗。
苏轼“天工清新”的审美原则渊源于庄子的美学思想,《庄子》认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以及“法天贵真”等,就已道出了不事人工雕凿的“天工”的实质。第一个将庄子美学思想引进诗歌美学领域的是钟嵘,他在《诗品序》中所标榜的“真美”,就是“天工”的同义语。在苏轼的哲学思想中,最高的范畴也正是“自然”或“道”。苏轼认为:“万物自生自成,故天地设位而已。”又云:“是万物之盛衷于四时之间者,皆其自然,莫或使之。” 苏轼反复强调“文理自然”自然之数”以及“天工”“化工”等等,都是这种“自然”或“道”的体现。苏轼常常以水喻诗文的自然之理,如评谢民师的诗文:“如行云流水”;赞美辨才的诗:“如风吹水,自成文理”;自评其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 等等,也都与他的哲学思想有关。在苏七中写道:“阴阳一交而生物,其始为水。水者,有无之际也,始离于无而入于有矣。老了识之,故其言曰:‘上善若水’,又曰:‘水几于道’。圣人之德足可以名言,而不囿于一物,若水之无常有,此真道之似也。’ 苏轼追求自然之美,实际上是以他最理想的、至高无上的“道”或“自然”作为他美学追求的最高准则。
，论苏轼的诗歌美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