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以后称人为“侠”着眼于伦理道德、尤其是儒家“忠”、“孝”、“节”、“义”的观念，这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与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有关。理学虽说形成于宋，但“宋弗究于用，甚至有厉禁焉”（《宋史·道学传》）。从《宋史纪事本末·道学崇黜》的记载以及两宋理学家的代表人物二程与朱熹的生平经历来看，他们在政治上并不得志，二程被王安石所代表的新党排挤、被苏氏家族为代表的蜀党攻击且不必说，被后世大尊特尊的朱熹竟曾被划入“伪学逆党”的黑名单，以至于当时竟出现了“稍涉义理者悉皆黜落，《六经》、《语》、《孟》、《中庸》、《大学》之书，为世大禁”的现象。
在明代，理学则不仅是一种学说，而且，还被作为统治思想确立下来。洪武十七年颁《科举程式》，规定乡试、会试的首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四书主朱子集注”，从此，八股文风泛滥天下，文中只能“代圣贤立言”，不能出五经四书之范围，不能发表自已的见解，严重束缚了读书人的思想。永乐十四年，《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三部大书修成，理学思想的统治地位进一步得到了确立与巩固。
在理学思想的统治下，文人士大夫中还出现了众多的讲学家，“气节操守，终明之世不衰”（孟森《明清史讲义》上册118页，中华书局，1981）。所谓“气节操守”，还是以“忠”、“孝”、“节”、“义”观念为核心。有着这样伦理纲常观念的文人士大夫相当普遍，就连颇有异端气质的徐渭、李贽、冯梦龙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对于“忠”、“孝”、“节”、“义”的伦理纲常也并无微词——徐渭称赏《琵琶记》是这样立论的：“《琵琶》高人一头处，妙在将妻恋夫，夫恋妻，都写作了子恋父母，妇恋舅姑……此其不淫不伤，发乎情，止乎礼义者也”；李贽在被捕后审问官员指斥他是“异端”时说自已的观点“于圣教（指儒教）有益无损”；他还写了《三教归儒说》，把释道二教统摄于儒教之中；在《复邓石阳》中还曾表白自已“绝未曾自弃于人伦之外者”，强调“于伦物上加明察，则可以达本而识真源”；冯梦龙的“情教”在当时在后世都有极大的影响，可是，他的主张仍然着眼于“君臣父子”的伦理纲常：“六经皆以情教也……凡民之所必开者，圣人亦因而导之，俾勿作于凉，于是流注于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间”（情史类略叙》）……
另外，在明代，小说戏曲曾遭严禁，可是，统治者对演“忠臣节妇、孝子顺孙”的戏曲小说却网开一面，使得百姓的娱乐活动也都渗透着忠孝节义的伦理教化。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过去唐宋传奇中蔑视礼法、自操生杀大权的豪侠便很难进入明代小说的表现领域，倒是那些恪守伦理纲常的“忠臣”、“孝子”、“义士”、“节妇”开始被称为“侠”，尽管他们未必有过人的本领。
（2）读曹植、鲍照、庾信、王勃、杨炯、李白、王维、李贺等人的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在这些作家的笔下，游侠往往是被礼赞的对象，“侠”与“义”似乎又是统一在一起的。其实不然。游侠虽然常常“不轨于正义”，但是他们豪放不羁的个性、天马行空的神采、舍已助人的激情、功成身退的潇洒还是很有魅力的，后世的诗人们（“载道”的古文中就很难见到了）常常以游侠的意象来表达建功立业的豪情，游侠也被他们赋予了浪漫与理想化的色彩。
文学分析：
史迁遭李陵之难，交游莫救，身受法困，故感游侠之义，其辞多激，故班固讥其奸雄，此太史之过也，然咨嗟慷慨，感叹宛转，其文曲至百代之绝矣。（凌氏《史记评林》引董份批语）
篇中先以儒侠相提而论，层层回环，步步转折，典尽其妙。后乃出二传，反若借以为印证，为注解，而篇章之妙，此又一奇也。（吴见思《史记论文·游侠列传》）
先言游侠之义足多，又言缓急时有，以见世少不得此辈人，此进一步法。
————姚苧田《史记菁华录·游侠列传》
“儒”、“侠”二字一篇眼目。太史公援儒称侠，谓侠客之义有合于士君子之行也。后文则以卿相之侠形出布衣之侠，而又称游侠之士与豪暴之徒不同，以终一篇之旨，意思最为深厚，评量极为平允，往复跌宕，淋漓尽致，太史公最有斟酌用意文字，不得以“退处士而进奸雄”议之也。（牛运震《史记评注·游侠列传》）
《游侠列传·序》分三等人：术取卿相，功名俱著，一也；季次、原宪，独行君子，二也；游侠，三也。于游侠中又分三等人：布衣闾巷之侠，一也；有土卿相之富，二也；暴富恣欲之徒，三也。反侧错综，语南意北，骤难觅其针线之迹。
（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卷三）
篇虽简短，纯是一团精神结聚，自是史公极用意文字。（李景星《史记评议·游侠》列传）
集评：
游侠，曰窃国灵也。
————扬雄《法言》卷八
如郭解之代人报仇，灌夫之横怒求地，游侠之徒，非君子之所为也。
————颜子推《颜氏家训》卷下
班固以司马迁序游侠、述貨殖，是非悖谬，信如此便不合登载而，仍用迁条例，因其旧文，无所更易，是不知迁之所为……迁之所以取于游侠者，止谓其布衣匹夫，趋人之急，以此立名。
————叶适《习学纪言》卷二三
朱家周人之急，家无余材，而终身不自以为德，太史公慕焉。郭解折节振人，人为解杀人，解不知，而公孙弘族解，太史尤为之痛惜。愚谓朱家诚贤矣，为人忘已，墨氏之弊，而解之见杀，则亦其平昔嗜杀所致。孔氏有言，古之学者为已，孟子亦谓穷则独善其身，士亦何必务名誉，出于寻常之外也哉！
————黄震《黄氏日抄》卷四六
《史记·游侠传》曰：“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世，岂若卑论侪俗，与世浮沉而取荣名哉。”观是数语，太史公浅陋，大率如此。然汉儒自董、贾之外，多是此等见识。《史记》奇崛处多出《战国策》，浅俚处多是褚少孙所补，后人辄以咎子长，亦失考之过。
————郑瑗《井观琐言》卷一
《史记·游侠传》序论，此正是太史公愤激著书处。观其言，以术取卿相士大夫，辅翼其主，功名俱著者为无可言，而独有取于布衣之侠。又以虞舜井癝，伊尹鼎俎，傅说板筑，吕尚卖食，夷吾、百里桎诰饭牛，以至孔子畏匡之事，以见缓急人之所时有。世有如此者，不有侠士济而出之，使拘学抱咫尺之义者，虽累数百，何益于事？又引鄙语“何知仁义，已享其利者为有德”，盖言世之所谓有德者，未必真有德也。故窃钩者诛，而窃国者天下之大非也，则宜为诛首矣而为诸侯。夫为诸侯，则天下之为仁义者争趋之，仁义所往遂为之仁义，不复计其昔之大非矣，此不曰“侯之门仁义存”耶？故曰“已享其利者为有德”。然则世之所是者果真是耶？世之所非者果真非耶？此真是《庄子》之俶诡博达，谬悠其说，以舒其轻愤不平之气。而世之不知者，遂以此为太史公之庄语耶，岂所谓痴人前说梦耶！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五
《史记》“侯之门仁义存”，出《庄子》。解者言：人臣委质于王侯之门，则叙存仁义。其旨大谬。本意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则为仁义矣，何言窃哉？盖言是非无定，成则为是，贵则称仁，岂愤之词也？
————于慎行《读史漫录》卷二
秦任法律，赭衣盈路。汉初矫枉过正，漏网吞舟，故朱家、剧孟之徒，以豪侠闻而保首领。武帝时禁网密矣，战国余风尽矣，郭解不终，宜其然矣。然非《诗》、《书》之教相传者，未有不犯世忌。太史公引季次、原宪而叹之，盖有由哉！
————何焯《义门读书记·史记》
《游侠传》：“两者皆讥，而学士多称于世云。”谓二者实皆可讥，而学士多见称于世，盖有感于侠客之独为儒墨所排摈也。“至如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功名俱著于春秋，固无可言者。”功名俱著于春秋，言其行事具载国史也。固无可言者，鄙琐龌龊不足道也。盖谓公孙弘、张汤等辈。“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世，岂若卑论侪俗与世浮沉而取荣名哉！”此讥拘学始或抱义，及不为所取，则变其初志，以为不若与世浮沉而取荣名也。所谓荣名，即以术取卿大夫，非君子所谓荣也。曲学阿世，为卑鄙之论以侪于俗，乃与世浮沉以取荣名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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