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游侠列传》是《史记》名篇之一，它记述了汉代著名侠士朱家、剧孟和郭解等人的史实，被一些学者称为中国早期武侠史传的第一部完整篇章。
司马迁本来要从“古布衣之侠”写起，可是，这些人已经沉没在历史地平线之下，“靡得而闻已”、“湮灭不见”，于是就为自已所知的汉代侠士立传。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此篇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不同类型的侠客，可是，与他要写“古布衣之侠”的初衷一致，司马迁着力称赞的是“匹夫之侠”、“乡曲之侠”、“闾巷之侠”，以平民视角和进步的历史观高度评价了“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不矜其能，不伐其德”的“侠客之义”。
为了突显出这样的“侠客之义”，司马迁运用了多层对比。在文章的开头他就引用了韩非子一句名言，指出法家对二者皆持批判态度。然而，耐人寻味的是，随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确立，儒者多在社会上位尊名扬，而侠客们却大受迫害。这是第一层对比。
文中又指出，不仅受到法家的否定，侠客们还受到儒墨的“排摈”，其在社会上真是受到了重重的压迫。可是，就在游侠之中，还可分为季札、孟尝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之类的卿相之侠，朱家、剧孟、郭解之类的布衣之侠，以及“设财役贫”、“侵凌孤弱”的“暴豪之徒”。与卿相之侠相比，朱家等人以布衣身份名闻天下、倾倒众生，当然更加不易，更有过人之处。与“暴豪之徒”相比，布衣之侠不是欺人而是助人，是救人之难而非乘人之危，二者有着本质的不同，世俗之人把他们视为“同类”是对布衣之侠极大的歪曲与误解，司马迁在文中指出自已颇以此为悲。把布衣之侠与卿相之侠、“暴豪之徒”加以对比是文中的第二层对比。
不仅侠客中有布衣之侠与卿相之侠，儒者中也有布衣之儒与卿相之儒，司马迁指出，布衣之儒如原宪季次等虽然有盛德美名，却无功于当世；布衣之侠虽然蒙受种种恶名，甚至常常为当世法律所不容，他们却做了许多“存亡死生”的事情。文中还特意记述了卿相之儒公孙弘对郭解的残酷镇压，抨击了卿相之儒伪善的面目，对布衣之侠则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将布衣之侠与布衣之儒、卿相之儒对比是文中的第三层对比。通过这三层对比，司马迁一唱三叹地表现出本文的主题。
还需要注意的是，在汉代，汉高祖由平民起家，对侠的依赖甚大，因此在汉初侠的势力颇大，养士之风漫延，在当时出现了朱家、剧孟等一批侠士。而至汉武帝时，为了大一统专制政权的需要，中央政府用了各种方法来收编、打击侠士，从文中司马迁详写的郭解的故事中可以看出，游侠的黄金时代到此已然结束，所以郭解的命运与汉初的侠士大为不同，以至于班固在《汉书·游侠传》中声称侠士们“以匹夫之细，窃生杀之权，其罪已已不容于诛”。生杀之权自然是专制统治者的特权，游侠们之所以遭受灭门之祸正是因为犯了专制统治者的此种大忌。在司马迁生活的时代，随着专制主义的不断发展，中央政权对游侠采取了彻底取缔、坚决消灭的方针，而司马迁敢在此时逆着风向歌颂游侠，为他们树碑立传，这也正可以看出司马迁著史的勇气与魄力。
正文：
韩子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二者皆讥，而学士多称[1]于世云。至如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功名俱著于春秋[2]，固无可言者。及若季次、原宪，闾巷[3]人也，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当世亦笑之。故季次、原宪终身空室蓬户[4]，褐衣疏食[5]不厌。死而已四百余年，而弟子志[6]之不倦。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7]，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阨[8]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9]其能，羞伐[10]其德，盖亦有足多[11]者焉。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于井廪[12]，伊尹负于鼎俎[13]，傅说匿于傅险[14]，吕尚困于棘津[15]，夷吾桎梏[16]；百里饭牛[17]，仲尼畏匡，菜色陈、蔡[18]。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然遭此菑[19]，况以中材[20]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
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飨[21]其利者为有德。”故伯夷丑周[22]，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23]；跖、蹻[24]暴戾，其徒诵义无穷。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
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25]，久孤于世，岂若卑论侪俗[26]，与世沉浮而取荣名哉！而布衣之徒，设[27]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28]，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故士穷窘而得委命[29]，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30]邪？诚使乡曲之侠，予[31]季次、原宪[32]比权量力，效[33]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要以功见言信[34]，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
古布衣之侠，靡得[35]而闻已。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36]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37]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38]之。以余所闻，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扞[39]当世之文罔[40]，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至如朋党宗强比周[41]，设[42]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43]以朱家、郭解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
鲁朱家者，与高祖同时。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侠闻。所藏活豪士以百数，其余庸人不可胜言。然终不伐其能、歆其德[44]，诸所尝施[45]，唯恐见之。振人不赡[46]，先从贫贱始。家无余财，衣不完采[47]，食不重味[48]，乘不过軥牛[49]。专趋人之急，甚已之私。既阴脱季布[50]将军之阨，及布尊贵，终身不见也。自关以东，莫不延颈愿交焉。
楚田仲以侠闻，喜剑，父事朱家，自以为行弗及。田仲已死，而雒阳有剧孟。周人以商贾为资[51]，而剧孟以任侠[52]显诸侯。吴楚反[53]时，条侯[54]为太尉，乘传车[55]将至河南，得剧孟，喜曰：“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无能为已矣。”天下骚动，宰相得之若得一敌国[56]云。剧孟行大类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戏。然剧孟母死，自远方送丧盖千乘。及剧孟死，家无余十金[57]之财。而符离人王孟亦以侠称江淮之间。
是时济南瞯[58]氏、陈周庸亦以豪闻，景帝闻之，使使尽诛此属。其后代诸白、梁韩无辟、阳翟薛兄、陕韩孺纷纷复出焉。
郭解，轵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许负外孙也[59]。解父以任侠，孝文时诛死。解为人短小精悍，不饮酒。少时阴贼[60]，慨[61]不快意，身所杀甚众。以躯借交报仇，藏命作奸剽攻[62]，（不）休（及）〔乃〕铸钱掘冢，固不可胜数。适有天幸[63]，窘急常得脱，若[64]遇赦。及解年长，更折节为俭[65]，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66]。然其自喜为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阴贼著于心，卒发于睚眦如故云[67]。而少年慕其行，亦辄为报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负解之势，与人饮，使之嚼[68]。非其任，强必灌之。人怒，拔刀剌杀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义，人杀吾子，贼不得。”弃其尸于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69]贼处。贼窘自归，具以实告解。解曰：“公杀之固当，吾儿不直。”遂去其贼[70]，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诸公闻之，皆多解之义，益附焉。
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独箕倨[71]视之，解遣人问其名姓。客欲杀之，解曰：“居邑屋[72]至不见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阴属尉史曰：“是人，吾所急[73]也，至践更[74]时脱之。”每至践更，数过，吏弗求。怪之，问其故，乃解使脱之。箕踞者乃肉袒谢罪。少年闻之，愈益慕解之行。
雒阳人有相仇者，邑中贤豪居间[75]者以十数，终不听。客乃见郭解。解夜见仇家，仇家曲听解[76]。解乃谓仇家曰：“吾闻雒阳诸公在此间，多不听者。今子幸而听解，解奈何乃从他县夺人邑中贤大夫权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无用，待我去，令雒阳豪居其间，乃听之。”
解执恭敬[77]，不敢乘车入其县廷。之旁郡国，为人请求事，事可出[78]，出之；不可者，各厌[79]其意，然后乃敢尝酒食。诸公以故严重[80]之，争为用。邑中少年及旁近县贤豪，夜半过门常十余车，请得解客舍养之[81]。
及徙豪富茂陵也[82]，解家贫，不中訾[83]，吏恐，不敢不徙。卫将军为言“郭解家贫不中[84]徙”。上曰：“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此其家不贫。”解家遂徙。诸公送者出千余万。轵人杨季主子为县掾，举徙解[85]。解兄子断杨掾头。由此杨氏与郭氏为仇。
解入关，关中贤豪知与不知，闻其声，争交欢解。解为人短小，不饮酒，出未尝有骑。已又杀杨季主[86]。杨季主家上书，人又杀之阙下[87]。上闻，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阳，身至临晋。临晋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88]，因求出关[89]。籍少公已出解，解转入太原，所过辄告主人家。吏逐之，迹[90]至籍少公。少公自杀，口绝。久之，乃得解。穷治[91]所犯，为解所杀，皆在赦前。轵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誉郭解，生曰：“郭解专以奸犯公法，何谓贤！”解客闻，杀此生，断其舌。吏以此责解，解实不知杀者。杀者亦竟绝[92]，莫知为谁。吏奏解无罪。御史大夫公孙弘议曰：“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当[93]大逆无道。”遂族郭解翁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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