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苦于幽闺,乐于梦境。
杜丽娘本是一位才貌端妍、聪慧过人的官宦千金,《四书》能逐一记诵,摹卫夫人书法几可乱真。作为父母掌上明珠般的独生女,她非常孝顺;作为女学生,她对塾师陈最良十分尊敬。但就在这位娇小姐身上,同时也表现出她对美、对爱、对自由的强烈渴望和追求。生活在与世隔绝的朱门深宅,除了父亲与塾师再也见不到任何男性;因为无聊在绣房中午睡一会儿,就会被父母教训一顿;衣裙上绣了一枝花儿、一双鸟就被母亲视为邪思妄念;自家的后花园更是从来没有涉足过。这种令人窒息的环境,越发引起她的苦闷与不满。“闺塾”一出,就是她青春觉醒的开端。她对陈先生“依注解书”的授课方法深感不足,认为《诗经·关雎.》篇不一定是歌咏后妃之德,而是对自由相亲的鸟儿、浪漫结对的君子与淑女的礼赞。于是在这古老恋歌的启发下,在丫环春香的引导下,她背着父母,游览了后花园,并由此燃起了热爱自然、珍惜青春、追求爱情的强烈火焰。以致不由自主地做起了大胆的白日梦。梦中与一青年书生千种风情、万般缱绻、恣一时之欢。实现了现实中绝对不能实现的心愿。
这里,杜丽娘对“情”的追求显然是以“欲”为基础,是“欲”——“情”,和《西厢记》中的崔莺莺追求张生是“情”——“欲”(一见钟情后月下偷期)截然不同。杜丽娘并不是先爱上了柳梦梅再去梦中幽会,而首先是难耐青春寂寞,由自然涌发的生命冲动引向与柳的梦中合欢,由此孕育了生死不忘之情。这正是剧作家汤显祖所主张的包括性爱之欲在内的“情”。本来,在严格的封建礼教中,青年男女自由产生的相慕之情就不被传统观念容忍,至于“情”之后更深一层的性爱之“欲”,特别是女性之欲,连提起来都是“淫鄙无耻”,而汤显祖在剧中却大加张扬,它其中所蕴含的人性解放精神,无疑地要比一般歌颂爱情来得更加强烈,更具时代色彩。
2、因情而死,为情再生。
杜丽娘的白日梦不想被母亲撞醒,在“惊梦”之后,她的性格进一步发展了。她要把梦境变为现实。“寻梦”一出就是她对现实的不和对命运的抗争,面对花园中那棵与清人幽会的梅树,她沉重而又坚定地唱道:“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在残酷现实中,她因情生病,由病而死。她的死,不是死于恶势力的直接摧残,而是死于她对爱情的渴望,死于环境对她的窒息。在杜丽娘的周围,她的父母、她的塾师,都千方百计地要把她塑造成一个绝对符合封建礼教规范的淑女,而没有一个要安心加害于她。杜丽娘实际是在当时一张无形的封建礼教的巨大罗网中苦苦挣扎,以她那样的一个弱女子,她所作的只能是那样的徒然的抗争,她的现实的结局只能是含恨而死。
以杜丽娘的死作为全局的悲剧结局,未尝不具深刻的批判性,但剧作的目的不止于此。在写出压制力量强大的同时,还要写出反抗力量的强大,只是由于现实的激烈反抗缺乏可能性,剧作只好托之于幻想,托之于浪漫的虚构,让杜丽娘死不瞑目,阴魂不散,让她在幽明中继续追求现实中不能得到的东西,直至柳梦梅掘墓开棺,使她死而复生,与柳在人间结为美满婚姻。
杜丽娘因情而死,为情再生,正是作者在《题词》中说的那种“至情”,从而表现出“情”可以使人出生入死、可以起死回生的巨大力量。
3、捍卫爱情,勇于抗争。
杜丽娘与柳梦梅的生死之恋和浪漫婚姻,是作家美好理想的闪光,但汤显祖并没陶醉在理想之中,而是让杜丽娘复活之后又回到冷酷现实中。她面对着自己与穷书生的婚姻最终不能得到父亲的认可,毫不犹豫地同父亲面对面斗争,在金銮殿,当着皇帝、父亲的面儿,勇敢地为自己的爱情辩护,最后竟感动了皇帝亲为主婚,“敕赐团圆”。
总之,《牡丹亭》通过杜丽娘形象的塑造,深刻揭露了封建礼教的残酷,批判了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虚伪与反动,反映了明代资本主义萌芽时期青年男女对自由爱情的渴望和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歌颂了他们为实现理想所作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具有鲜明的历史意义。
(二)《牡丹亭》的其他人物,写得也很出色。如另一主要人物柳梦梅,就是一个既热中功名又忠于爱情的人物。他一方面才华富丽,不愧为杜丽娘的理想情人,另一方面又日夜盼望“走马章台”,终于博得个 “状元及第”,为叛逆的爱情换取了一个虚伪的“金殿封赠”,把本来不可调和的爱情草草调和。因此,这个形象既体现了时代的理想,也反映了作者思想上的局限。
小丫头春香是一位活泼可爱的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说,春香正是杜丽娘性格中调皮、直率层面的外化。闹学的主角是她,而后台则是杜丽娘。尽管杜丽娘还是用“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格言去教训春香,但她本人又何尝不想与丫环一块去玩耍呢?发现后花园的是春香,而在后花园中演出一幕男欢女爱、惊神泣鬼的梦中喜剧的正是小姐本人。春香的导引与陪衬,使得杜丽娘更为仪态万方、内涵丰富。这一对少女珠连壁合般的联袂登场,与后来舞台本中花神圣母般的形象交相辉映,将女性美的群体阵容渲染得靓丽如画。
杜宝也是个矛盾人物。他是封建家长制的代表,坚定的正统主义者。他束缚女儿的思想,耽搁女儿的青春。当女儿相思成病之后,他仍然专横冷酷,对女儿的病因避口不谈,坐视女儿的死亡。在女儿复生以后,他毒打柳梦梅,骂女儿为“妖孽”,一心要拆散这门婚姻。这些都表现了他残忍凶恶的面目。但另一方面,他又忠心耿耿,勤政爱民,公而忘私,为国忘家。作者有意识地把这种政治上的清廉正直和伦理上的专横迂腐结合在一个人身上,因为这两者同样是出于维护封建制度这了个总的目的。但作者并没有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事实上也难于结合。因为,按照剧本的思想倾向,作者只能谴责杜宝的专横迂腐,而颂扬他的清廉正直,就势必造成对这个人物爱憎不明、是非混淆的感觉,进而造成这个形象被割裂和不合谐的印象。
此外,还值得一握的是陈最良。他六十多岁了,却从不晓得伤春,是个“从不曾游过花园”的“老村牛”,也是封建礼教培植出来的活标本。他自己的整个灵魂早已被封建礼教吞噬了,还要帮助封建统洽者去吞噬别人。作者用近乎漫画的笔法,写出了他的迂腐和虚伪,以揭露封建礼教违反人性和虚伪可笑。因此,他设塾的结果,不仅没使杜丽娘就范,反而促使她认识旧礼教的庸俗不堪,因而突破重重束缚,逃到梦境中去追求爱情的满足。这不只是陈最良的个人悲剧,也是整个封建礼教的悲剧。
五、《牡丹亭》的艺术特色
“临川四梦”自明清以来一直获得很高的评价。王骥德在《曲律》中把汤显祖评为“前无作者,后鲜来哲,二百年来,一人而已”。清初朱彝尊称“义仍填词,妙绝一时,源实出于关马郑白。”(《静志居诗话》)特别是《牡丹亭》,更加轰动一时。梁廷楠《曲话》曾正确地指出:“玉茗四梦,《牡丹亭》最佳,《邯郸》次之,《南柯》又次之,《紫钗》则强弩之末耳”。
在当时剧坛上,骈俪派专重典雅和堆砌词藻,脱离舞台实际;吴江派则强调舞台需要而忽视思想和文学价值。这两种倾向都对戏曲的发展不利,而汤显祖却卓然自立,不傍门户,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当时的剧坛上。对于“临川四梦”的思想深度、才气和词藻,包括除沈憬以外的多数吴江派成员,亦一致赞扬而无异词。在我国戏剧文学史上,汤显祖既是明代首屈一指的剧作家,也是把传奇这种体制发展到顶峰、代表传奇最高成就的戏剧文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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