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与《牡丹亭》教案2

本章教学目的：使学生了解汤显祖戏曲创作的文学意义
本章教学重点：《牡丹亭》
本章教学难点：杜丽娘这一文学形象的意义
本章教学目的：使学生了解汤显祖戏曲创作的文学意义

第一节    汤显祖的生平和思想

汤显祖（１５５０～１６１６），字义仍，号海若，别号若士，晚年自号茧翁，自署清远道人，江西临川人。他的一生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个时代，那正是朝廷腐败、社会动荡的明代中晚期。

一、汤显祖的生平及生平中的重要事件

汤显祖是明代最杰出的戏剧家，他的生平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550－1583）为读书应举阶段。受业于罗汝芳，拒绝张居正的延揽以致科考坎坷。

第二阶段（1584－1597）为入仕做官阶段。上《论辅臣科臣疏》被贬，五年遂昌知县生涯政绩显赫。

第三阶段（1598－1616）为辞官归隐，从事文学创作阶段。

二、汤显祖的思想

1. 在哲学上，汤显祖曾师承泰州学派的罗汝芳，直接体悟了泰州学派的一些进步主张。又与反封建斗士李贽和佛学大师达观禅师交往密切，推崇他们为“一雄一杰”。他们的哲学主张给汤显祖以极大的影响，促使他形成了反对程朱理学、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同时他早年即受到佛道思想的熏染，晚年由于政治屡遭挫折，更易滋生出世思想，视尘世如梦幻。

2. 在政治上，汤显祖反对专政统治，关心民生疾苦，主张宽简仁厚，对朝政的黑暗腐败极为不满，对现实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与东林党的顾宪成、高攀龙、邹元标等重要人物关系密切。

3. 在文学思想上，汤显祖崇尚真性情，反对假道学，认为“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把情与理放在对立地位上而尊情抑理；同时崇尚“自然灵气”，反对模拟因循，与公安派声气相通。

三、汤显祖所所追求的“情”

　    汤显祖的“至情”论大致表现在三个方面。
　　从宏观上看，世界是有情世界，人生是有情人生。“世总为情”（《耳伯麻姑游诗序》），“人生而有情”（《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情”与生俱来并始终伴随着生命进程。而且“万物之情，各有其志”（《董解元西厢记题词》），各有其秉性和追求。“思欢怒愁”等表象、感伤宣泄等渠道，都是情感流程中的不同环节。世间之事，非理所能尽释，但一定都伴随着情感的旋律。（强调世间真情的存在）
　　从程度上看，有情人生的最高境界是“至情”，《牡丹亭》便是“至情”的演绎。汤显祖在该剧《题词》中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这种贯通于生死虚实之间、如影随形的“至情”，呼唤着精神的自由与个性的解放。（强调真情对现实的超越）
　　从途径上看，最有效的“至情”感悟方式是借戏剧之道来表达。戏剧表演可以“生天生地生鬼生神，极人物之万途，攒古今之千变”，使得观众在戏剧审美活动中无故而喜，无故而悲，将旁观者的冷漠与麻木不仁的状态调整过来，“无情者可使有情，无声者可使有声……人有此声，家有此道，疫疬不作，天下和平”，人们最终在“至情”的照耀下，于戏剧的弦歌声中，把世界变成美好的人间（《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
　　汤显祖曾经尝试过以情施政，在县令任上创建其“至情”理想国。情之所致，除夕、元宵所放之囚犯按时归狱，无一逃逸；情之所感，当他辞官南下时，遂昌黎民代表在扬州苦苦挽留。汤显祖为百姓开办了相圃书院，百姓也为业已离任的好县令在书院中建立了供奉的生词。然而绝情无义的朝廷及其大小爪牙们的倒行逆施，最终使汤显祖的政治“至情”理想国的美梦归于破碎。于是，他就借梨园小天地展现人生大舞台的瑰丽画面，在戏剧艺术中畅快恣意地演绎出无情、有情和至情的三大层面和多元境界。他甚至把戏剧的情感教化作用自由铺张、无限放大，最终把戏剧看成是一种可与儒、释、道并列的极为神圣的精神文化活动。他《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虽然挟裹着夸饰、排比的修辞意味，但更多地是寄寓着其以“至情”为中心的社会理想，充满着丰富与热情的人文关怀精神。汤显祖再三强调人的情感需要，肯定人的审美欲求，这正是对程朱理学无视情感欲望的有力反拨，是对统治阶级所设置的重重精神枷锁的挣脱与释放。（其所强调的真情的最终指向，仍是社会现实，表现出对现世的热情和对道德的关注）

四、汤显祖的文学思想

汤显祖不仅是位优秀的作家，他的文学思想在晚明时代也是具有代表性的。其要点是顺应时代变化提出的对于文学创作原则的新认识，大体可以归纳为尊情、抑理、尚奇。
    

    对于文学汤显祖不是一般地重视其抒情功能，而是把“情”与“理”放在对立地位上，伸张情的价值而反对以理格情。“是非者理也”，“爱恶者情也”，情与理并非并行不悖，而常是“情在而理亡”（《沈氏弋说序》）。“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牡丹亭题辞》）这一论点的重要之处在于它首先是一种具有人本主义色彩的表述，而以此作为文学的出发点，如《耳伯麻姑游诗序》所说“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汤显祖所说的“情”是指生命欲望、生命活力的自然与真实状态，“理”是指使社会生活构成秩序的是非准则。理具有制约性而情则具有活跃性，任何时候都存在矛盾。而当社会处于变革时期，情与理的激烈冲突必不可免。在这种情况下尊性抑理，也就是把人追求幸福的权利置于既有社会规范之上，在文学创作中即表现为人性解放的精神。另外，和尊情相联系的，是强调“真”。因为情的特点就是真，而在理的约制下，常产生虚伪。
    

    尚奇则主要是强调发扬作者的个性与才能，使生命的灵性表现为独特的创造，同时有偏重主观想象的浪漫倾向。汤显祖对人性在社会陈规的抑制下趋于委琐、僵死的状态至为厌恶，《合奇序》云：“世间唯拘儒老生不可与言文。耳多未闻，目多未见，而出其鄙委牵拘之识，相天下文章，宁复有文章乎？……士有志于千秋，宁为狂狷，母为乡愿。”性为狂狷，则文易为怪奇。《序丘毛伯稿》进一步说：
    

    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气者，全在奇士。士奇则心灵，心灵则能飞动，能飞动则下上天地，来去古今，可以屈伸长短、生灭如意，如意则可以无所不如。
    

    奇士心灵，心灵则富于想象力和创造性，因而文章有生气。这和袁中郎一派的“性灵说”相近而偏重有所不同。袁中郎年辈晚于汤显祖，他可能受到汤显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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